“数学危 机”的哲学分析 [摘要]数学危 机（或称数学确定性危 机）和相应的.docVIP

“数学危机”的哲学分析 [摘要]数学危机（或称数学确定性危机）和相应的数学严谨化运动是现代数学史上的重大问题和事件，但是史学的描述却几乎不加分析地照搬了哲学的见解，与数学一直以来在正常发展的事实不合。这说明科学史研究的方法论很薄弱。本文引入“历史分析”的概念，并借鉴语言分析哲学的方法和结论，试图澄清“数学危机”问题的性质，并作出使哲学探讨具有必要的实践性的努力。 [关键词]数学危机，历史分析，语言分析哲学 　　悖论问题、公理的可接受性问题、数学相容性问题以及哥德尔定理的出现，在数学史上被称之为数学危机，在一些数学史的描述中显得天摇地动，大厦将倾。但是，我们都知道事实上数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该发展就发展，该被应用就被应用，以至于不是专门研究数学史或数学哲学的人，即使听到“数学危机”这个概念，也并不产生什么危机感。这是一个事实，但很容易被忽略。而这个事实是不应该被忽略的。因为它意味着一个重要问题的悬而未决：是真有危机而人们由于不研究数学哲学或数学史所以没有危机感呢，还是其实说数学有危机这种说法本身的意义有问题。从比喻的角度，如果在某种病理学看来，有一个机体患了顽症，但在多数人一般的眼光看来，这个机体却一直毫无问题地发育生长着，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通过某种方法审查一下，我们倾向于相信病理学而忽视一般的看法，是一种什么样的习惯，以及那种病理学本身的意义是如何确立起来的，或者它也许从未真正“确立”过，仅仅是人们相信它。我们有必要搞清楚，“危机”究竟是什么，在哪里。尤其是，它究竟是在数学的外部还是内部，数学确定性危机问题到底与数学问题有多少相关性。 “数学确定性”问题是怎样产生的 　　通过一种历史方法，我们可以发现所谓“数学确定性危机”是在哲学中产生的。这首先是“数学确定性”概念就起源于数学和哲学的某种历史关系。 　　数学与哲学的关系之深，是西方哲学的显著特点之一。罗素对此有这样的概括：“在哲学中，自从毕达哥拉斯时代以来，一向存在着两派人的一个对立局面：一派人的思想主要是在数学的启发下产生的，另一派人受经验科学的影响比较深。柏拉图、托马斯·阿奎那、斯宾诺莎和康德属于不妨叫做数学派的那一派，德谟克里特、亚里士多德、以及洛克以降的近代经验主义者们属于相反一派。” 　　在数学与哲学的关系中，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一、关于数学的讨论实际上参与了哲学传统中实在论的构造，这一点主要是由历史上那些数学家和哲学家兼于一身的人作出的。这同时也说明了，关于数学的问题一直是西方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这里我们应该分别一下“关于数学的问题”和“数学问题”两个概念。 二、在古希腊时代，数学就基本上不是哲学的对象而是被当成了一种实践哲学的技术。也就是说，那时关于数学，除了讨论“数学是什么”之外，还主要地讨论了能够用数学来做什么。但后一种讨论却完全不同于后来的关于数学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问题的讨论，而是认为哲学是一种实践性的学习，学习的目的是获得真理（达到最高的“善”），并且数学被当成是这种学习真理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一来，关于数学的讨论就和认识论与存在论问题纠缠在一起了。关于这一点，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的论述是有代表性的。 　　《理想国》第七卷中，有一段格劳孔和苏格拉底讨论学习的对话。格劳孔说：“……音乐和体育是相对的，它通过习惯以教育护卫者，以音调培养某种精神和谐（而不是知识）……” 这句话反映了柏拉图的一个哲学见解，即知识在他那里是一种绝对的东西，有别于他称之为意见的东西。而且这种绝对的知识是不能通过一般的习惯性训练来达到的。 　　当格劳孔发现音乐、体操和手艺都不是通向善的途径而束手无策时，苏格拉底建议想出一个任何学习都要用到的东西，“一切技术的、思想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要用到的，它是大家都必须学习的最主要的东西之一” 苏格拉底说，这个东西就是点数和计算。当格劳孔承认“这个学科[即数学]能把灵魂引导到真理”时，苏格拉底说：“是的，它超过任何学科。” 　　后来苏格拉底又谈到，“几何学的对象乃是永恒事物，而不是某种有时产生和有时灭亡的事物”，“这是没有疑问的：几何学是认识永恒事物的”。 　　在上述谈话中，柏拉图（文中的苏格拉底）认为数学既可以用于实际目的又可以成为一种纯粹知识，但他轻视前一点。在他看来，作为纯粹知识的数学不是去探讨可感的可触摸的事物的数目，也不是要去探讨可见的图形，而是要探讨“一”本身，或者那些可见的图形的“相”。他说： 虽然他们利用各种可见的图形，讨论他们，但是处于他们思考中的实际上并不是这些图形，而是这些图形所模仿的那些东西。他们所讨论的并不是他们所画的某个特殊的正方形或某个特殊的对角线等等，而是正方形本身或对角线本身等等。 　　柏拉图把数学对象与实际中可感和可变的对象区别开来，认为数学对象虽不可感但却是永恒不变的。这种“对象”就是所谓的数学的“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