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_2012年第三季度_分报告7：中国市场丶政府与企业的规模分布——新的证据.docVIP

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_2012年第三季度_分报告7：中国市场丶政府与企业的规模分布——新的证据 显著的跨时差异。 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多年来我国企业的规模分布状况并未遵循zipf定律，而是明显向下偏离；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pareto指数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但这一趋势逐渐逐渐变缓，至2009年已趋于停滞。这说明现有的改善企业规模分布的机制其效力已经发挥殆尽，企业规模分布的改善已经面临瓶颈，进一步改善需要寻求突破。 （2）各省的企业规模分布普遍偏离zipf定律，且分布状况差别巨大。尽管整体上呈现向上的趋势，但某些省份在上升过程中出现巨大波动，个别省份甚至出现倒退和下探，各省企业规模分布的波动远大于全国整体企业规模分布的波动。这说明各省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大企业偏好仍非常明显，且缺少一个弱化对企业自然分布产生不良干扰的长效机制。 （3）和前期研究结果比较，两次回归结果总体而言非常接近，说明估计结果是比较稳定的。对比显示，在各组影响企业规模分布的变量中，国有企业比重、政府财政权力、市场化指数以及地区因素最为稳定和显著。总体而言，国有企业比重和政府财政权力的增大会促使企业规模分布偏离zipf状态，而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各省的帕累托指数有上升的趋势，但西部地区可能陷入低水平的Zipf分布状态。 （4）国有企业比重、区域因素等对企业规模分布的作用基本不受国资委成立和金融危机等经济政策和事件的影响，而市场规模和结构、宏观经济形势对企业规模分布的影响在2003年前后出现了反转，市场化程度提高对企业规模分布状况的改善在金融危机后被弱化。 二、pareto指数与企业规模分布 对于企业规模分布的刻画，最常用的指标是帕累托指数（Pareto Exponent）。该指数源x于Pareto对收入分配状态的考察（Pareto，1897）。他发现，收入大于等于某一临界值的AxN=人数N与的常数次幂成反比，即。其中，θ为帕累托指数；而A、b为常θ(x+b)数，且b通常设定为0 。随后，该思想被经济学中许多不同领域的学者所接受并加以应用和发展1。不过，最为著名的当属Zipf（1949）。他发现，若以城市人口规模（S）对城市i进行降序排列（R），那么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口规模不但服从Pareto分布，且帕累托指数θi近似于1。该发现被称为“Zipf法则”（Zipf’s Law），并且大量的自然和社会现象被证实服从该法则，比如分子渗透，城市和企业的规模分布等。 注意，若以Zipf分布(即θ=)1为参照，那么，（1）θgt;1意味着在该经济体中，大型企业势弱而使得企业规模分布显得相对均匀。具体表现为，大型企业的数量较少且（或）规模也较小；而且，θ越大，这种均匀分布的状态就越突出。反之，若实际的帕累托指数θlt;1，则意味着在该经济体中，大型企业势强而使得企业规模分布呈现出不均匀的状态。具体表现为，大型企业的数量较多且（或）规模较大；而且，θ越小，这种不均匀状态越严重。 此外，还需特别指出，Zipf分布之所以被普遍视为参照体是因为相关模型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被考察对象的微观主体（比如，城市、企业）的成长是一个自然的随机过程（a random process）。换句话说，只有在这种比较自然的生态环境中不同规模的企业在数量和相对规模上才呈现出Zipf分布状态。比如，很多经验研究证实，在政府管制较少的发达国家（比如， 1 Gibrat(1931)在理论上假设企业成长是一个独立于其初始规模的随机过程，从而提出企业的规模分布应服θPr(S≥s)=s(s/s)i0i0从于，其中为最小规模企业的规模。 美国）企业规模分布的帕累托指数大致就等于1（Axtell，2001；Luttmer，2007；Gabaix，2008) 2；反之，当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妨碍竞争的因素时，该经济体的帕累托指数就会偏离1。比如，由于存在着各种排斥竞争的因素，发展中国家的帕累托指数显著地小于发达国(Hernández-Pérez et al, 2006）；而且，即便是发达国家内部，国家干预较强的国家（比如，日本）的帕累托指数也显著地较小（Takayasu and Okuyama,1998；Ramsden and Kiss-Haypal, 2000）。鉴于此，Zipf分布通常被视为“一个毫不含糊的靶心（target），是任何经验上准确的企业理论都必须瞄准的对象”（Axtell, 2001, p.1820）。由此，Zipf法则被当作一个非常有用的诊断工具，因为通过观察企业规模分布状况可以反推市场中是否存在潜在的妨碍公平竞争的因素。当然，这并不意味着，Zipf分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优的，尤其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