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docVIP

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 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txt3努力奋斗，天空依旧美丽，梦想仍然纯真，放飞自我，勇敢地飞翔于梦想的天空，相信自己一定做得更好。4苦忆旧伤泪自落，欣望梦愿笑开颜。5懦弱的人害怕孤独，理智的人懂得享受孤独[转帖]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字号：9pt 贺雪峰：取消农业税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 （一） 刘岳在谈到取消农业税前后国家与农民关系时，形容取消农业税前国家（通过县乡村）与农民“打在一起”。乡村干部与农民关系好不好？“打在一起”当然是不好的，乡村干部向农民收税费，农民不愿交，两边玩捉迷藏，不时玩出格，被“焦点访谈” 曝光。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倒是不再与农民“打在一起”了，因为乡村不再向农民收税费，农民的事情是农民自己的事情，乡村干部也有乡村干部的事情。但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与农民的关系变好了吗？不再打在一起却并不是说两边的关系就因此一定变好了，而可能是没有关系了。刘岳形象地将取消农业税前后的国家与农民关系比喻为夫妻关系，取消农业税前，乡村干部与农民经常地打在一起，正如夫妻经常地吵嘴闹些矛盾；取消农业税后，乡村干部与村民之间不再有联系，就好比夫妻之间不再讲话。夫妻之间不讲话并不是关系更好了，而是关系更加复杂和微妙了。刘岳这个形象的比喻，对于我们理解当前国家与农民关系，大有启示。 申端锋写过一篇文章讨论取消农业税后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变化，其要义是，取消农业税以后，乡村干部以前的硬任务，包括收税费和计划生育工作等，都不再重要了，相反，以前并不重要的工作，如各种表册数据的上报，反而被硬考核起来。他将这种状况称为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工作中出现了“软指标的硬指标化”。问题是，为什么取消农业税后，乡镇会要求村干部完成那些软指标？ 丁为调查乡镇法庭的运作，也看到了类似申端锋看到的现象。丁为发现，在取消农业税前，乡镇法庭的地位较低，运作中有更多行政的逻辑，大约相当于县乡行政的一个职能部门；而在取消农业税后，乡镇法庭的地位提高了，县乡行政更加尊重司法的独立性了，运作中有了更多司法逻辑。丁为敏锐地指出，当前乡镇法庭的运作看起来似乎更加遵循司法的逻辑了，其实不过是政法逻辑的另一种延续。 刘岳、申端锋和丁为是从不同角度讨论取消农业税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十分有趣。问题是，取消农业税是如何改变国家与农民关系的？ （二） 取消农业税前，尤其是1994年中央财政改革，地方和中央“分灶吃饭”以来，县乡财政一直紧张，地方政府可谓“权小责重”。“权小”包括行政权力和财政权力都小，“责重”是指承担的自上而下各种任务繁重。1990年代中央农村政策的失误，使“中央请客、地方买单”成为常规，地方政府几乎总是处于财政高度紧张而不堪应付的状态。尤其是在中西部农村地区，县乡财政日渐紧张，严重依赖从农民那里提取税收资源，以应对诸如政府日常运转、教师工资发放以及压力型体制下的各种达标升级要求。县乡必须有固定的财政收入来源，否则将会面对巨大的自上而下“一票否决”的压力。例如，如果县乡政府不能筹集到足够发放教师工资的财政收入，教师工资发放不出来，引发上访，县乡政府就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在中西部农村地区，越来越多的自上而下的达标升级任务和相对固定的财政收入来源，使县乡政府不得不在正式的税费以外向农民加收摊派。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农民越来越不愿意交纳税费。 县乡政府加重农民负担，而农民越来越不愿交纳税费，这样，逐渐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县乡政府不得不先解决财政收入保障的问题，并因此首先要解决从农民那里提取资源的能力问题。县乡政府必须首先从农民那里成功收取税费，然后才能做成其他事情。能否成功收取税费，越来越成为衡量县乡政府工作好坏的关键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 县乡政府从农民那里收取税费并非容易的事情，但无论多么困难，都必须将税费收取上来，否则，便不可能办成其他任何事情，便会被财政困境所“一票否决”。面对越来越不愿交纳税费的农民，为了将税费收取上来，县乡政府就不得不想出各种可能的办法，在灰色甚至黑色地带采取措施。收取税费是迫在眉睫的危机，无论如何，县乡政府首先要将这个危机应对过去，那怕留下严重的后遗症。 在应对收取税费这个迫在眉睫的危机时，县乡政府可能会不择手段。能否收取税费是成与败的关系，是有和无的关系，而非多与少的关系。不择手段收取税费，只要能够将税费收取上来，县乡政府就可以应对迫在眉睫的危机。而不择手段可能产生的严重恶果，即使有，也只是可能的有和可以延后的有。 县乡政府的不择手段，我曾在“试论20世纪中国乡村治理的逻辑”一文中，从乡村利益共同体的结成方面进行讨论。乡村利益共同体就是乡镇为了从农民那里将税费收取上来，而纵容乃至鼓励村干部获取灰色利益，包括搭车收费，变卖公产，贪污公款等。村干部的谋利行为，引起村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