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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理论 对越轨行为的解释学说很多，其中最早、影响最久远的是“神鬼驱使说”，即认为越轨行为者是受鬼魂的“缠身”，或者是“中邪”才做出某些越轨行为的。另一种比较久远的解释则认为越轨行为者之所以做出越轨行为是因为上帝要对他进行惩罚，“上帝要他灭亡，必要让他疯狂”，所以就让他偏离社会规范，从而做出越轨行为。到了 19世纪，生物学界提出一种“体质变态说”来解释越轨行为，认为越轨是由于遗传而得来的生物学上的变态的结果。与此同时，心理学界也开始进入对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的探讨，提出了“挫折—侵犯说”，认为越轨行为是一种由挫折而产生的针对他人和社会侵犯性的行为。 19 世纪中叶，社会学界也开始关注越轨行为。社会学界对越轨的研究分为两个阶段，一开始，社会学像生物学和心理学一样，力图从社会的结构和文化中寻找越轨的原因，后来发展出另一种取向，即放弃了对越轨原因的探讨而转向对越轨过程的研究。 [3]诸如萨塞兰德（ Edwis H. Sutherland）的差异交往论，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1858-1917)和默顿 (Robert K. Merton， 1910— )的社会失范理论，塞琳（ T.Selin）的文化冲突论，科恩（ A.K.Cohen）的亚文化群理论，莱默特（ Edwin M.lement）和贝克尔（ Howard Becker）的标签理论，皆对越轨行为的发生提出解释，并对刑事政策的制定有着贡献。 本文针对莱默特（ Edwin M.Lement）和贝克尔（ Howard Becker）所倡导的标签理论进行简单介绍。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述标签理论的历史发展，第二部分对标签理论进行概述，第三部分分析标签理论的贡献和局限，最后一部分谈谈标签理论与社会工作的联系。 标签理论的历史发展 标签理论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六十年代开始流行起来，到七十年代它甚至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研究越轨行为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 标签理论的代表人物是贝克尔（ H.Becker）和莱默特（ Edwin M.lement），但是贝克尔并非标签理论的首创者。笔者认为标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萌芽期，即 1938年— 1951年；形成期，即 1951年— 1963年；繁荣期，即 1963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萌芽期，标签理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1938年坦南鲍尔 (Frank Tannenbaum)的《犯罪与社会》（《 Crime and society》）一书。 在《犯罪与社会》一书中坦南鲍尔提到此理论，他认为，冲突在导致各个违法者的产生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犯罪实际上是由社区规定的。他认为犯罪的形成的过程就是一个指明、规定、识别、区分、描述、显示以及形成意识和自我意识的过程。 [4]依据坦南鲍尔的观点，越轨行为（犯罪是一种被法律，确切地说是被刑法认定的越轨行为）是在一种社会互动过程中被界定出来的，所以笔者认为在坦南鲍尔的《犯罪与社会》一书中已经有了标签理论的萌芽。 形成期，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标签理论开始形成其理论的雏形，这以莱默特 (Edwin Lement)1951年出版的《社会病理学》 (《 Social Pathology》 )一书为标志。在《社会病理学》一书中，莱默特将越轨划分为“初级越轨（ primary deviance）”和“次级越轨 (secondary deviance)”。他认为，几乎每一个人都可能偶尔发生越轨行为，绝大数的这类行为都是暂时的、试探性的、轻微的和容易隐瞒的。这类第一次发生的、虽然违背了普遍地行为规范、但行为者本人与别人却并没有这样认定的越轨行为是初次越轨行为。例如，一个青年人出于好奇而吸了一次毒、偶尔发生的漏税行为等，这些行为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行为者本人也不承认自己是越轨行为者。但是，如果这样的行为被公布于众，而且行为者的朋友、父母、雇主或警察、法庭等也视这个人为越轨行为者，他就有可能发展成为再次越轨行为。当再次越轨行为出现时，不但别人这样看——如认为某人是吸毒者、小偷、骗子、无赖或“怪人”等——而且行为者本人也会有意无意地接受了这些“标签”。一旦某人被贴上了越轨行为的标签，他周围的人会对他另眼相看。这就会迫使他与其他越轨行为者为伍，以越轨行为者自居，按照这种行为模式去做，并将此类行为变成自己的习惯，甚至终生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因此，莱默特认为，将某种行为贴上再次越轨行为的标签反而会助长这种行为。 [5]莱默特将越轨行为的形成看成是一种由“初级越轨”向“次级越轨”再向“习惯性越轨”逐步发展过程，并突出标签张贴的催化作用，奠定了标签理论的雏形。 繁荣期， 1963年，贝克尔（ Howard Becker）出版的《圈外人》 (《 The Outsiders》，又译《局外人》 )一书，系统地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