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的重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以外嫁女争议为例.docVIP

集体的重构：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 ——以“外嫁女”争议为例 柏兰芝 ?? 【内容提要】本文从珠江三角洲地区农村集体股份制改造引起的“外嫁女”争议分析农村产权制度的演变。缘起珠三角地区的农村产权改革将非农化后的集体土地和资产量化配股以保障个别成员的产权和利益，但在确认股东资格的过程中催生了关于成员权的一系列争议。本文的分析对象是在出嫁后被剥夺村民待遇的“外嫁女”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近二十年的抗争。历经多年的坚持，“外嫁女”终于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同籍同权，理应得到股份分红。不料地方政府的强力介入又引起村组的强烈反弹，以集体行动抗议上级政府干预村民自治。“外嫁女”争议凸显了村民自治和国家法律的冲突以及村庄内部的不平等。本文以“外嫁女”为主体，检讨功能取向的制度研究，重新以动态的、行动者的角度分析制度的形成。一方面揭示产权改革中妇女作为行动主体如何不断推动制度的演变；另一方面重新审视关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讨论。 ? ????【关键词】“外嫁女”　农村集体　产权改革　制度变迁　行动者 ? ?????一、导论：变动中的农村成员权 ? 　　中国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但集体是由哪些人组成的？谁被涵盖？谁被排除？?这些问题难以用法律解答。一方面是缺少清晰的法律；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集体成员身份和权利的界定牵涉村庄内、外边界的划定，以及村庄内部不同社会群体的协商和斗争。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冲击下，农村集体的边界不断改变。新移民——外来打工者、投资者、买房者、做小生意的——无缘被当成村民去参与集体财产的分配，这是可以理解的。但即使同为村里人，有些群体未能拥有完整的成员权：“出嫁女”、招赘的女婿、曾经因上学或工作而迁出户口的人员、因各种原因在村内居住多年，也有户口，但并未分田的人员（如一位插队知青成为乡村老师）。成员的身份差异牵涉不同程度的财产权、决策权，和享有农村集体福利的权利。关于成员权的争议随着各个区域社会关系和地方文化的差异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①在珠三角地区，“外嫁女”这个群体引发的争议特别显著。来自各村的“外嫁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以陈情、上访、诉讼等方式抗争。抗争的内容是她们在出嫁后即被剥夺村民身份和村民待遇，尤其是集体股份制改革后的股权和分红。抗争的“外嫁女”形成各级政府信访单位、“市长日”或“群众接待日”的固定主角。她们从未形成大规模的群众事件，没有激动人心的口号，但却无处不在，如影随形，打死不走，经年累月地让地方首长头疼，也逐渐受到大众传媒的同情和关注。她们的行动使得地方妇联、人大、法院、学术团体无可忽视，渐次以各种方式给地方政府压力，推动政策的改变。②本文以“外嫁女”争议讨论城市化冲击下变动中的农村成员权，以及产权划定的社会政治过程。③在理论上，本文试图以“外嫁女”为主体带出两个讨论。第一个讨论是“外嫁女”争议突出了以功能性视角看待产权改革与制度变迁的不足。我们必须更动态地、历史地看待行动者在制度产生和转变过程中的角色。第二个讨论是“外嫁女”争议挑战了以二元对立视角观察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分析。市场化背景下的村民自治，强化了村庄内部的不平等；而国家的介入又引发了乡规民约和国家法律的冲突。在多重力量竞相定义村庄规则的拉扯中，“外嫁女”争议突显了社区自治的限制和挑战。 ? ????二、制度变迁：功能的抑或历史的 ? 　　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涉及了各个领域产权的重新界定（张曙光，1996；?Walder?and?Oi，?1999）。为此，长于产权理论的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影响深远，在其理性选择范式下产生了各种关于激励机制、制度成本、不同行动主体的动机、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等研究。④论者惯于引用诺斯（North）对制度的定义，即，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制度约束决定了个人选择的动机结构（North，?1986）。而外部利润的出现会诱致当事人进行制度创新，引发制度的变迁（Demsetz，?1967）。在西方，这些基本假设的确对制度研究影响深远，渗透到各个学科；但多年来不同学科间也多有交锋和学习。如史学界对诺斯的工具理性假设以及在历史中寻求普遍解释的“非历史”（a-historicism）倾向颇有微词（Ankarloo，?2002）。社会学界也对制度经济学强调个人选择、忽视社会关系的视角提出了尖锐的批评（Granovetter，?1985）。做为回应，诺斯在90年代后的研究特别强调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作用（Zouboulakis，?2005）。研究经济组织的威廉姆森（Williamson，?2000）也从善如流，直接将社会镶嵌（social?embeddedness）概念加入了他的解释框架。可惜这些制度经济学领航者对“理性选择”范式的自我反省和修正，很少被沿用到国内的制度研究中。 　　经过多年的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