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寺学教育与佛教传播.docx

2009年第2期青海社会科学2009年3月No．2，2009QinghaiSocialSciencesMarch，2009晚唐五代敦煌三界寺 寺学教育与佛教传播祁晓庆【摘要1三界寺是敦煌晚唐五代时的寺院之一。有关学士郎的相关记载反映了三界寺开办有寺学， 教授儒家经典，弥补了当时官学教育贵族化的不足。五代时期，三界寺道真和尚在担任观音院主、法律、僧正、僧录期间，收集各寺古坏经文，并向朝廷和施主乞经，为俗家弟子授戒，这一系列的活动都为敦煌地区佛教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关键词】敦煌三界寺；寺学；佛教教育【中图分类号】B9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l—2338(2009)02—0154—04有关敦煌三界寺，前人已经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最早注意到敦煌三界寺问题的学者是孙修身 先生，他在《敦煌的三界寺》一文中着重探讨了敦煌三界寺修建的年代是在五代时期，而不是吐蕃统 治沙州的中唐时期，还对三界寺的所在地进行考证。之后，施萍亭先生又作《三界寺·道真·敦煌藏经》一文，着重探讨三界寺的藏经及三界寺的重要人物道真的藏经活动。【21郑炳林先生从三界寺藏经的来源及所反映的几个问题进行论述，进一步梳理了敦煌三界寺的藏经状况。【31前人的研究成果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诸位学者在研究三界寺时都会提到三界寺的寺学，说明敦煌的三界寺曾经办有寺学是不言而喻的。本文拟就三界寺的寺学教育以及三界寺在佛教教育传播方面所作出的贡献进行探讨，能力所限，不足之处敬请指教。一、三界寺的寺学敦煌的寺院开办寺学教育已为学界所共知，从敦煌的大量的写经题记中我们可以明确地获知敦 煌寺院的寺学中有称为“学郎”、“学士郎”的学生。对于这个问题，李正宇先生已经做过相关的研究。【4o巧的是，在有关三界寺的记载中也有关于“学士郎”的记载。S．0707(孝经》后有题记：“十月口13三界寺学士郎曹元深写记”；S．0173(李陵与苏武书》、《苏武李陵往还书》等后有题记：“乙亥年六月八日三界寺学士郎张英俊记之也”；P．3582杨满山咏《孝经》十八章(存十至十八章)末题：“七月二十二13三界寺学士郎张富望记”；s3187《开蒙要训》末题：“三界寺学士郎张彦宗写记”；P．3393／(杂抄》末署：“辛巳年十一月十一13三界寺学士郎梁流庆书记之耳”；P．3336号《丑年寅年替普新加福田转大般若经分付诸寺维那历》记载了颁经给三界寺的事情。此外，敦煌石室所出的藏经中，有多处见钤有“三界寺藏经印”，足见三界寺寺学的发达与藏经的丰富。可以看出，在敦煌的三界寺也开办有寺学，敦煌寺学的学生称为“学郎”、“学士”、“学仕”、“学士 郎”、“学仕郎”、“学生”，其中称“学士郎”、“学仕郎”者，在金山国以前的归义军时期使用过，但主要用来指学生的记载，显然出现在金山国以后。”1三界寺的学生有文书记载的都称为“学士郎”，可能在曹氏政权以后，都统称为“学士郎”了。在三界寺受教育的学士郎们是在寺院学习的世俗人，接受的 是传统的儒学教育。其中《孝经》是儒家最基本的经典，也是历代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唐朝规定官154万方数据学(包括中央官学与地方州县学)学生必须读《论语》、《孝经》，通过二经以上者始准出学应举考试；《开蒙要训》是童蒙识字类的教材，是儿童学习用的初级教材；《李陵与苏武书》讲的是李陵和苏武这 两个人的历史故事，是教育学生要做忠孝节义的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学士郎们抄写的这些经典就是当时寺院教育学生所使用的教材。这些教材所要传授的内容与当时社会所进行的儒学教育相吻合，也都明显地提示寺学偏重孝道伦理知识的传授。从寺学的教师角度来看，敦煌的寺学教师绝大多数是由寺院的僧侣担任。他们不但在寺院教学， 有的还出任官学的学官。从杜牧撰《宣宗敦煌郡僧正惠菀除临坛大德制略》中记载的“敦煌管内释门都监察僧正兼州学博士”【61可以看出，僧正惠婉在州学内兼任教师。俗家在寺院担任教师的例子只有张球在敦煌郡城东北古寺教学一例，年代推断大约在晚唐昭宗、哀帝(889----907年)前后。17JS．5448敦煌录记载：“郡城东北一里有寺，古木阴森，先有沙停张球，已遇从心，寓止于此。中非博学，亦甚苦心。盖经乱年多，习业人少，遂集后进，以阐大猷，天不愁遗，民受其赐。”此处虽是记载张球以世俗之人的身份在寺院内教授学生，但作者认为不能作为俗家学者在寺院教学的例证，因为很显然在记载中说到是因为战乱影响了州县学校教学和学生的学习，张球在寺院聚徒讲学完全是权宜之计，寺院在这里仅代表学生学习的场所，很可能州县官学院落荒废，学生无去处，才选择了某所寺院做为临时的教学场地而已。从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三界寺的确设有寺学。三界寺虽然是佛教场所，但却在唐末五 代宋初同时兼有教育场所的功能，除了培养佛教徒以外，还培养懂得孝道伦理的世俗儒学人才。至于三界寺内寺学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