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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为别人活着,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能为别人活着，才是有价值的人生 　　记者：2002年3月，为表彰您荣获国家最高科技奖，北京大学专门为您召开了科技奖励大会。会上，您谈了您一生中的十个梦想；接下来，又谈了您的“好人观”。正是您的“好人观”，感染了更多的人。 　　王选：那一次获奖，让我想起我小的时候。那一年，我10岁。一天，老师宣布要进行一项跟以往不同的评选活动，说要选出一名品德好、大家喜欢的同学，我以压倒多数的票获得了这项荣誉。这一荣誉是非正式的，我也从未告诉过父亲母亲自己获得了这个奖。50多年后，再回想起来，才意识到这一荣誉对我的一生有多么重要。经验告诉我：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他首先要做个好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绝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在内根本做不到的。我赞成季羡林先生关于“好人”的标准：考虑别人比考虑自己稍多一点就是好人。不过，我以为，这个标准还可以再降低一点，就是考虑别人与考虑自己一样多的就是好人。 　　我常想，一个人，一个好人，他活着，如果能够为社会的利益而奋斗，那么，他的一生才是有趣味的一生。爱因斯坦也曾说过这样的话：人只有为别人活着，那才是有价值的。我赞同他的话。但凡有成就的人，大多具备这种品质。他们为了社会的利益，为了活得有价值，始终不渝，狂热地去追求。 　　记者：从什么时候起，您开始了这种狂热的追求？ 　　王选：从从事软硬件研究，从研制激光照排项目起，就开始了这种追求。为了激光照排，它的价值、它未来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印刷业的这种根本性的革命所带来的前景，我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今天谈起北大方正，人们会说“既有名，又有利”。但，人们不大了解当时是何等的艰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有一种“逆流而上”的感觉，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节假日，身心极为紧张劳累，但也得到了常人所享受不到的乐趣。举个例子，1987年至1992年间，每到一处，我首先要看街上的报纸，看那些用了我们的激光照排系统排出的漂亮的版面，这种乐趣是难以形容的。 　　我想，一个有成就的科学家，他最初的动力，决不是想要拿个什么奖，或者得到什么样的名和利。他们之所以狂热地去追求，是因为热爱和一心想对未知领域进行探索的缘故。 　　记者：对于名和利，您曾经有过这样一段描述，您说：中国古代有句话，上士忘名，将名利彻底淡忘；中士立名，靠自己的成就把名立起来；下士窃名，自己不行就窃取人家的。您说您做不到上士，因为做不到忘名的地步，但是决不会为了立名而去窃名。 　　王选：我想，我现在已经不是一个脱离社会、脱离企业、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了，所以，不可能像钱钟书那样淡泊名利。那一年，英国女王来中国访问，请钱先生出席宴会。钱先生不去。他的理由是“我和她不是一路人”。而我的情况不一样，我的工作跟一个企业有关，企业里出了一位院士，获得了一个最高奖，对企业的诚信来说是有益处的。因此，我做不到像钱钟书先生那样忘名的地步。 一个人，应该自信而不自负，执著而不僵化 　　记者：作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的发明者，您推动了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被称为“当代毕昇”；十几年来，您频频获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陈嘉庚技术科学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香港蒋氏科技成就奖……在这个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里，您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知识英雄”。以您的目光，成功的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养？ 　　王选：自信而不自负，执著而不僵化。自信是什么？是相信自己。回想近30年的艰苦历程，我们是始终在与困难作斗争中发展的，用一句话说就是九死一生。但，方正电脑还是在1995年建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建立起了自己先进的管理系统，再经过多年的奋斗，终于成为了PC厂商的老二。为什么？因为我们自信。什么是自负？自负是不顾实际，觉得自己什么都行。执著是认准目标之后，不懈地去努力，狂热地去追求，但不能僵化，要不断地发展以适应新的变化。这又让我想起1974年国家计委支持的一个项目。该项目中有一位老师是技术负责人，他的决心很大，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说：我做不完，我儿子做，我儿子做不完，我孙子做。我一听，心想：完了，等您儿子、孙子做出来，早不合世界科技发展的需求了，早过时了，后来这一项目夭折了。所以说，要执著，但不能僵化。 　　一个成功的人，他还要具有卓尔不群的洞察力和远见。在科学界，曾有这样的一个比喻，所谓指兔子的人、打兔子的人、捡兔子的人。指兔子的人就是指明科研方向的人，打兔子的人就是进行科技攻关的人，捡兔子的人就是让技术在市场上能够产生效益的人。因此，对于一个科研岗位上的领导者来说，他应该具有这种指兔子和打兔子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