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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教育的使命 2008-10-17 9:55:3 [让我们继续学习]自由教育的使命 作者：《环球企业家》 许宏 出处：《环球企业家》2008年9月20号刊 第18期 总第165期 发布时间：2008-10-17 9:55:32 　 文字 〖 大 中 小 〗 自动滚屏（右键暂停） 〖打印本文〗 要保证“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运转，得有“看得见的手”做有效的维护才行，自由教育是根本 上世纪八十年代，刘教授从中国大陆去美国教书，他发现美国农民盖房子跟中国农民盖房子的方式很不一样，中国农民是自己动手，顶多有邻里亲戚帮忙，而美国农民花钱把工作承包给专业的建筑公司完成，对比的结果是，中国农民的房子显然不如美国农民的房子好。 这是已故经济学家杨小凯在1998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导论里讲的故事，他想说明的是，社会分工的程度高低决定了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以及社会成员的整体物质生活水平。杨小凯讲的故事算是200多年前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讲述的别针工厂故事的现代版本。 无论是跟故事中刘教授所处的年代相比，还是杨小凯的那本经济学教科书问世的年份，在当今中国，已经有很多人住进了类似故事中描述的美国农民的好房子，虽然样式、大小、质量可能有不同。直接的原因是，即使是在农村，许多家庭也早已不再自己动手建房子，中国建筑业的专业化水准比以往有了长足的提高，“商品房”这个词越来越变得多余。 分工的精细化给中国带来的变化远不止住房，住在里面的人也在变。继1949年之前那几十年的对外开放，最近30年新一轮的开放变革已经开始前所未有地在中国造就各行各业的专业人才。 这可能是帮助“振兴中华”的愿望得以逐步落实的最重要一群人。按照黄仁宇——另外一位虚心向西方学习的已故中国学者——的分析，这正是传统中国一直没有成长起来的社会中间阶层，中国原有的是居于上层的“庞大而没有分化的官僚制度，下层是巨大而没有分化的农民”。 然而，接下来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这个专业人群如何能够长大成人？ 没有富于持久生命力的专业人群，以分工为核心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就维持不住，借用亚当·斯密和阿尔弗雷德·钱德勒（Alfred Chandler）的话，就是，要保证“看不见的手”能够有效运转，得有“看得见的手”做有效的维护才行。 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过包括知识分子和商人在内的专业群体萌生的时候，距今最近的一次就是从清帝国后期到1949年之前的年代，但都没有经得起历史变迁的考验，要么被“庞大而没有分化的官僚制度”吞没，要么重归于无权无助的农民。 如果西方的经验教训仍然值得借鉴总结，那么在那里率先长成的专业人群的成长轨迹就是值得重视的。 培养自由人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拉克什·库拉纳（Rakesh Khurana）在2007年出版了致力于回溯这个生长轨迹的著述，正值哈佛商学院建校100周年的前夕。 书的名字反映了作者对这个轨迹在美国发展的评价——《从高目标到雇佣军：美国商学院的社会变迁以及管理作为职业的未竟誓言》（From Higher Aims to Hired Hands: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Business Schools and 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Management as a Profession）。 这个评价显然基于一种充满警醒的反思，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感受到，即使像美国这样被很多国家学习的社会仍然面临着各样的危机。 书中呈现出来的那个“高目标”是一百多年前世界第一批商学院的创建者们为自己和后人所定下的使命，虽然到如今也未能完全实现，甚至有被漠视的危险，却至少仍通过库拉纳这样研究商业组织的学者回荡在世界的耳边。 当约瑟夫·沃顿（Joseph Wharton）在1881年创立全球第一家颁发大学文凭的商学院时，他的理想是让这个新兴的学校为有志于商业活动的年轻人“提供一切跟金融和经济有关的自由教育”，而目的在于让这些从业者成为“国家的栋梁，无论在私人还是在公共生活中”。 关于何谓“自由教育”，美国大学协会给出的定义算得上有代表性：“自由教育赋予个体宽广的知识和可以传递的技术，以及对价值观、伦理和参加公民社会保有强烈的意识，直面贯穿历史和今日的重要问题，更是一种学习的方式，而非某一个学习领域。” 沃顿本人的一生已经为他想要培养的后代树立了杰出的榜样。他不仅是成功的商人，业务遍及能源、制造、交通、农林牧副渔各个行业，是美国大企业时代到来的标志性人物之一。跟他共事过的人中包括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商人以斯拉·康奈尔（Ezra Cornell）和科尼利尔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后面两人也各自创立了同样著名的康奈尔大学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