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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赏石文化溯源 中国赏石文化溯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浩如烟海的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部漫长的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石文化史。人类的祖先从旧石器时代利用天然石块为工具、当武器，到新石器时代的打制石器；从营巢穴居时期简单地利用石头为建筑材料，到现代化豪华建筑中大量应用的花岗岩、大理石装饰材料；从出土墓葬中死者的简单石制饰物，到后来的精美石雕和宝玉石工艺品；各种石头始终伴随着人类从蛮荒时代，逐步定向现代文明，直至久远的未来。古今一切利用石头的行为及其理论，就构成了石文化的基本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石文化现象不分古今、中外，是全人类所共有的。 　　赏石文化则是人类石文化现象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基本内容是以天然石块(而非石制品)为主要观赏对象，以及为观赏天然奇石而，总结出来的一套理论、原则与方法。因此，其发展历史要比广义的石文化史要年轻得多，晚得多。而且由于东、西方民族在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的显著差异，东方赏石文化与西方赏石文化是分别经历了各不相同的发展道路而形成的，其内容和特色在许多方面也截然不同。一般来说，东方赏石文化比较注重人文内涵和哲理，有比较抽象的理念和人格化的感情色彩，其观赏主体(自然石种、天然石形)往往丰富多彩，甚至可随心所欲、因人而异；而西方赏石文化则比较注重科学和历史的内涵，有比较直观、明确和科学的理念，其观赏主体常以各种动植物化石和多姿多彩的矿物晶体与标本为主。因此，可以这样认为：东方赏石文化实际上是东方民族传统文化(感情、哲理、信念和价值现)在现赏石领域中的反映与延伸；而西方赏石文化则主要是某些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在具观赏价值的自然物(石头)方面的展示和印证。 　　中国是东方赏石文化的发样地。在以自然奇石(而非石制品)为现货对象的话动方面，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至少可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据《阔子》载：“宋之愚人，得燕石于梧台之东，归而藏之，以为大宝，周客闻而现焉。”其实，远在此前的商、周时代(公元前廿世纪)，作为赏石文化的先导和前奏——赏玉活动就已十分普及。据史料载：周武王伐封时曾“得旧宝石万四千，佩玉亿有万八”。而《山海经》和《轩辕黄帝传》则进一步指出：黄帝乃我国之“首用玉者”。由于玉产量太少而十分珍贵，故以“美石”代之，自在情理之中。因此，中国赏石文化最初实为赏玉文化的衍生与发展。《说文》云：“玉，石之美者”，这就把玉也归为石之一类了。于是奇石、怪石后来也常跻身宝玉之列而成了颇具地方特色的上贡物品。《尚书·禹贡》曾载：当时各地贡品中偶有青州“铅松怪石”和徐州“泗滨浮磐”。显然，这些300O多年前的“怪石”和江边“浮磐”都是作为赏玩之物被列为“贡品”的。很可能这就是早期的石玩，即以天然奇石(而非宝玉或石雕、石刻制品)为观赏对象的可移动玩物。 　　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园圃(早期园林)的出现，赏石文化首先在造园实践中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从秦、汉时代古籍、诗文所描述的情景得知，秦始皇建“阿房官”和其他一些行官，以及汉代“上林苑”中，‘点缀的景石颇多。即使在战乱不止的东汉(公元一、二世纪)及三国、魏晋南北朝时代(公元三一六世纪)，一些达官贵人的深宅大院和宫观寺院都很注意置石造景、寄情物外。东汉巨富、大将军梁冀的“梁园”和东晋顾辟疆的私人宅苑中都曾大量收罗奇峰怪石。南朝建康同泰寺前的三块景石，还被赐以三品职衔，俗称“三品石”。南齐(公元五世纪后叶)文惠太子在建康造“玄圃”，其“楼、观、塔、字，多聚异石，妙极山水”(《南齐·文惠太子列传》)。1986年4月，考古学家在山东临肪发现北齐天保元年(公元550年)魏威烈将军长史崔芬(字德茂，清河东武人)的墓葬，墓中壁画多幅都有奇峰怪石。其一为描绘古墓主人的生活场面，内以庭中两块相对而立的景石为衬托，其石瘦峭、鼓皱有致，并配以树木，表现了很高的造园、缀石技巧。这幅壁画，比著名的唐朝武则天章怀太子墓中壁画和阎立本名作《职贡图》中所绘树石、假山、盆景图，又提早了100多年。可见，中国赏石文化早在公元二世纪中叶的东汉便开始在上层社会流行；到南朝(五、六世纪)，已达相当水平。 　　公元六世纪后期开始的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又一个社会经济文化比较繁荣昌盛的时期，也是中国赏石文化艺术昌盛发展的时期。众多的文人墨客积极参与搜求、赏玩天然奇石，除以形体较大而奇特者用于造园，点缀之外，又将“小而奇巧者”作为案头清供，复以诗记之，以文颂之，从而使天然奇石的欣赏更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这是隋唐赏石文化的一大特色，也开创了中国赏石文化的一个新时代。曾先后在唐文宗李昂、武宗李炎(九世纪初、中叶)手下担任过宰相的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文人墨客和藏石家。李德裕建“平泉山庄”，其中的怪石与奇花异树在当时就极负盛名，号称各地奇石“靡不毕致”，而奇石品种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