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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体字衍化 书写求简易，认字避繁难，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普遍要求。 　　孙中山先生也偶用简体字题词，如：“继往开来”的“继”、“静敬澹一”的“静”、给“叔痴先生”中“海阔天空”的“阔”字、给坎城分部的“协力图强”和给古巴同志的“同心协力”的“协”字。有谁因此而责备他破坏中华文化？ 　　上世纪40年代，笔者在广东侨乡受教育，如今所认识和手写的大部分简化字，就是在那时学会的。国文课教师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板书常用简化字，例如他写的“赵”字一律简化。 　　当时所学的“当”、“时”、“挤”，“济”，“继”，“积”，“际”，“机”，“页”，“门”，“们”等100多个简体字，同现在大陆通行的一模一样。其中所有的“言”旁、“金”旁、“贝”旁等也简化如同现在的一样。有个别简体字，略有不同，如“国”字内是“王”，不是“玉”。 　　这位教师允许学生在作业、作文上用简体字。学生问他，为什么书上印的字和他写的不同？他说书上的也要改，政府早有法令。 　　我上初中时，有位训导主任兼童子军团教练（那时这个角色多是国民党员），他的简体字更多。高中一年级在香港，我接触到更多简体字。有一些同学到广州有名的广雅、培正、培道等校读书，也学了不少简体字。 　　50年代，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了两年之后，即1956年，第一批简体字才正式公布。一见这些简化字，真如鱼得水，因为所有这些字，早已看惯、写惯、学会。许多人深感，政权变异，简体字却大体一脉相承。 　　如果简体字是革新汉字的贡献，那么人们是不是应该首先感激当年“国民政府”教育有方？如果简体字是制造文盲的罪过，那么是不是首先要埋怨当年“国民政府”误人子弟？ 　　80年代来美后，在《侨报》使用简体字前，所有经夫人整理抄正投寄报刊的稿件，一个简体字不用，主要是怕给编辑造成麻烦。给台湾、香港和美国编辑和文友写信，也不用简体字。 　　但接到台湾和海外文化人的信，反而常有简体字。从台湾来美多年、住在加州的老诗人纪弦的信中也有一些简体字。几年前，笔者蒙赠《纪弦自选集》，扉页手书“当”、“与”、“众”、“种”、“万”都与大陆现行简化字一样。 　　近年读台湾一些语言文字学者的文章，不少人希望摆脱“政治化”。 　　1985年3月，台湾一家晚报就发表专论，认为大陆简化字，“简”得合理，“简”得妙，“大胆地使用笔画很少的同音字，却又无碍字义，兼取简繁体的优点”。前几年，来自台湾的文席谋先生也有类似见解。 　　偶阅薛毓麟先生《再谈辞典的索引》，有的论述颇有见地。从文中看来，他称赞浦家麟先生为“中华民国文化事业的尖兵”，推测他从事的大概是新闻工作。他发表《汉语拼音应在辞典索引试行》，浦家麟先生约他见面，原来他们两位“英雄之见相同”。而六年前，浦氏在其《远东汉英大辞典》中，已把汉语拼音列为五种索引之一。 　　文中有一段话，值得一读： 　　“对中国文字上的两大争执——简体字和国语罗马拼音，有很深切感触，认为这两项争论是不必要的。反对把简体字取代正体字的立场者不孤立，但自然演化出来的简体字已被广泛应用，新创而合理的简体字国人也有认同的必要。” 　　这至少证明，并非只有“中共教育出来的精英”赞成简化字。笔者相信，如果没有人为“政治化”作祟，许多在台湾的人士，也会自由表达对简体字的见解。 　　汉字繁简“政治化”，其实是受国共两党政争波及。首先颁令推行简体字的“国府”，极力隐瞒历史真相。 　　“五四”以后，提倡简化字的人，可以说不分政治立场的都有。而首先为之颁令的，正是当时的国民政府。小学时那位教师提到而我们一直不知道的政府法令，几年前已经被研究者发掘出来，曝光在人们面前。 　　1935年8月21日，由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颁11400号令，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列出324字。其中大半与大陆现行简体字相同，如：压、价、过、礼、辞、体、尔、弥、拟、碍、独、沪、烛、誉、赶、桥、变、恋、坚、乱…… 　　当年10月，国民政府由主席、行政院长、教育部长联署，颁布第744号训令，其后行政院颁发第5378号训令，教育部也颁发第14397号训令，推行《第一批简体字表》。据说第二年停执行此令，是否确实待考。即使真的停止，也说明三点： 　　一、首先以正式训令推行简体字的是当时执掌中国政权的国民政府； 　　二、其所以立法颁法推行简体字，正因为无论文化人还是广大民众，已经形成书写、认识简体字的大气候、大潮流。这与政治倾向、立场无关。 　　三、经过颁令后，简体字更为得势，继续流行不已。 　　1949年，“国府”退到台湾后，却讳言上述训令。这是故意遗漏，实际上就是隐瞒和隐讳。 　　更有甚者，把简体字视为“匪字”，禁绝简体字书籍。如有提倡简化字，就是“与匪呼应”甚至是“通匪”。如果简体字是“匪字”，那么1935年颁令推行简体字，岂不是“匪行”？ 　　其实，到了台湾，“国府”也曾研究推行简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