岔路口的中国与“进步时代”的美国.docVIP

岔路口的中国与“进步时代”的美国 曾经有这样一个国家，它用短短的三十多年时间从农业国一跃成为一流的工业国；它的经济奇迹般增长，被誉为“拥有这个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庞大的经济权力”；它的工业化程度甚至令老牌工业强国黯然失色。然而在光鲜的外衣下，掩盖的却是另一番情景——它承办了“世博会”，却因为展览区与贫民区显著的差异而被讥笑徒有其表；它腐败丛生，政府成了大企业家的传声筒；它内部食品安全问题严峻，毒牛奶，死老鼠香肠都是餐桌上的常客；农民被高昂的铁路运费绑架，不得不背井离乡，涌入城市——这又使住房问题成了成千上万人的心头之痛……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使得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个国家已经走到了十字路口，每个公民都是这辆列车上的乘客。 这个国家，正是“进步时期”的美国。“进步时代”是指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它是美国国家建设史上关键性的治理转折时期。正是在这段时间内，美国社会完成了一系列进步的改革运动，从根本上完成了国家治理结构转型，使得美国社会能够重新适应经济的巨大变迁。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时隔一个世纪之后，大洋彼岸的中国复制了美国经济上的成功，却也未能幸免于转型的阵痛，同样是在高速的发展，同样是矛盾丛生的社会问题，中国何去何从？改革势在必行，但改革什么？如何改革？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格致出版社的《经济、社会变迁与国家治理转型：美国进步时代改革》一书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一本对美国进步时代改革进行分析的专书 ，正是在回答这个问题。 会计是民主的侍女。 欲改革社会，必先改革政府；欲改革政府，必先改革预算。美国傲人的经济进步却导致了深刻的不平等和贫困，这个矛盾的事实让一部分美国人开始怀疑，“自由市场原则”也许并不能拿来指导社会生活，相反，政府必须承担起监管的义务，使得自由竞争有一个基本公平的起跑线。正如阿伯比在《大民主》一书中说：“在一个由大公司和小政府组成的民主社会中，是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的。”人民既需要约束国家的掠夺之手，也需要约束市场和企业的贪婪。这意味着，当时的美国需要一个高效、负责任的政府来进行这种监管和财富的再分配，以免整个社会因为贫富差距过大而陷入分裂的境地。准确地说，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已经开始爆发阶级冲突了。 但事实却不容乐观：当时的美国在“小政府”理念的指导下显得十分低效——税种繁多，账目不清，腐败弊案层出不穷，各部门财政上各自为政，民众和议会根本无从监督……指望这样的政府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难于登天。 当时的知识精英们意识到，改革政府必须从建立预算制度开始。预算作为一种特殊的制度，它以精确的数据告诉人们，他们的政府打算做什么，正在做什么，以及做了什么。没有预算的政府是“看不见的政府”。而“看不见的政府”必然是“不负责任的政府”。预算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把“看不见的政府”变成“看得见的政府”，只有看得见，人民才能对它进行监督。公开是最好的监督。 星星之火，始于纽约。 在调查完一桩腐败案之后，芝加哥大学的亨利?布鲁埃尔有了一个新的观点：应该从绩效与效率的角度来评价官员，而不是从他们的党派出身来评价。政府官职不应成为政党分肥的战利品——这也正是预算改革的初衷。很快，布鲁埃尔找了怀揣同样梦想的战友——毕业于沃顿商学院的弗里德里克?克里夫兰以及威廉?艾伦。这三人组成了赫赫有名的“ABC三人组”，并于1906年成立了纽约市政研究局。作为一个公共机构，纽约市政研究局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人民，它花钱雇佣受过训练的经济学家、会计师，来收集、分类、解读政府行政管理信息，为人民提供关于政府活动的精确且易懂的数据。 在纽约市政研究局的推动下，纽约市在1908年推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份现代公共预算，虽然略显粗糙，只有市政府4个主要部门拿出了分类开支计划共122页，但是随后几年，纽约市政预算日臻完善，到1913年的时候，预算文件就已经增加到836页。这场预算改革运动很快蔓延开，1911年到1919年间，44个州通过了预算法，倒了1929年，美国除阿肯色州外所有的州都采纳了基于行政模型的预算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公共预算并不是事后的报账，而是关于未来政府支出的计划，它要详尽列举政府所有部门的开支，并说明理由，它对政府的行为有约束力，接受民众的监督。联系到我国的“三公经费公开”，仅仅作为事后报账的公开之举，就遭遇如此阻力，让人不得不感叹，在中国施行预算制度，着实任重而道远。 没有真正的公民，一个国家很难获得有效治理。” 美国的进步时期的各种改革运动，虽然并非算完美无缺，但是它们从民主的精神、制度的建立、国家与社会等各个角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经过将近三十年的改革或改良，美国成功地实现了国家治理结构的转型。美国的转型成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而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公民精神的深入人心。 经过两百年的社区民主训练，美国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