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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州名人文化 城市名片即能代表城市形象、标志城市品质的文化样式或特色。关于古城扬州的城市名片可谓众说纷纭，有的力主淮扬菜系，有的荐举扬州美女，有的推崇“淮左名都”……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扬州的气质是温婉的、知性的、文化的，是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而人是文化的载体，与文化构成双向的互动关系———人以文化立，文化以人显。笔者认为，凝聚扬州古城精神气质、传递扬州古城文化文明的城市名片非扬州历史文化名人莫属。 　　扬州的历史文化名人资源十分丰富，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出生成长于扬州而后走出扬州，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文化名人，如高僧鉴真，经学家阮元，精通天文学、数学、医学等多门科学的杂家焦循，朴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以及近代小说家李涵秋等；二是土生土长并居住在扬州，却墙内开花墙外香，产生了全国性影响的历史文化名人，如骈文家汪中、以郑板桥为代表的扬州八怪等；三是因旅游或为官在扬州作过短期或长期居留的历史文化名人，这类文化名人数量最多，歌吟扬州最力，如杜牧、苏轼、王士祯、孔尚任等文学名家，有的甚至在扬州留下物质文化遗产，如欧阳修。这三类历史文化名人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落户”扬州博物馆，以一首诗、一阕词或者一段人物简介的形式粘贴在馆内悠长曲折的墙体上，给人以一种沧海一粟或人在历史的感觉。但我认为这是远远不够的。以这种形式存在的历史文化名人只是一个扁平苍白的历史碎片，无法生动立体，他们对扬州城市文化的独特价值也无法显现。 清代乾隆年间活动在扬州一带的郑燮（号板桥），金农等，被人称为“扬州八怪”。“扬州八怪”一生的志趣大都融会于诗文书画之中，他们用诗画反映民间疾苦，发泄内心的积愤和苦闷，绝不去趋炎附势，粉饰太平。郑板桥在潍县署中的那首画 竹题诗，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做官者的座右铭，诗曰：“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板桥诞生的时候，清朝的武力征伐业已结束，他所生活的“康乾盛世”实则是一幅在繁荣背后由各色人等组成的众生图，即奴才走狗、市侩、狂生、考据迷、理学家等混迹一堂。之前，郑板桥曾于扬州鬻画；待到罢官后，再来扬州，其画受欢迎的程度虽远非从前可比，但卖画养家糊口却是相同的。因此，他用一方“二十年前旧板桥”来表达人世瞬忽而我依然如故的感慨。既傲于自己不曾因当官而稍改自己为人的风骨，亦悲叹于自己卖画糊口终老的实际境况。 　　其实，板桥起于青萍之末，是很想用自己进仕机会为民众做点有益的事。科举应试是彼时士子腾达的惟一途径，故尔板桥于此用心尤多，用力甚勤，一句“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就是他苦学历程的一个缩影。本来这样的苦苦追求，对于长于寒素之家，生于草莽之间的板桥来说，是无可厚非的。但这样猛烈的追求，所寄希望越大，其失望就是命中注定的，因此当他想以寒微之躯为劳苦大众做点事，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时，现实对他的教育却是无情的。要达到在官场游刃有余的境界，除非你与大批的贪官庸官同流合污，打成一片，否则生活在官场上就于心不安。而要想救民于水火，又谈何容易？想以德泽加于民，而又不善于趋迎阿谀，溜须拍马，在官场哪有不失败的呢？板桥为官后，正是做不到糊涂圆融，常常得罪上峰，尽管他耿介地自称为“橄榄轩主人”，以放言高论、臧否人物自许，但最终就在他书写“难得糊涂”一年后而去官。鲁迅先生说，他只不过“叉手叉脚”地“表现了一点名士的牢骚气”而已（鲁迅《淮风月谈·难得糊涂》）。但是板桥万万没有想到，他的那些神出鬼没的艺术创造，竟然不如这句牢骚话能得到更广泛的响应，而被今人所青睐。 　　说起“难得糊涂”，还有一段神奇的来历。郑板桥在山东任上，一次游览莱州的去峰山，本想观赏其山中郑文公碑，但因盘桓已晚，便借宿于山中一茅屋，茅屋主人是一儒雅老翁，自称“糊涂老人”。主人家中陈列一方桌般大小的砚台，石质细腻、镂刻精良。郑板桥大开眼界，赞叹不已。次日晨，老人请郑板桥题字：以便于刻于砚背。郑板桥即兴题写了“难得糊涂”四个字，后面盖上“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方印。因砚台大，尚有余地，板桥就请老人写上一段跋语。老人提笔写道：‘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门也。”他也用一块方印，字为“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郑板桥见之大惊，方知老人是一位隐居于此的高官。由于感慨于“糊涂老人”的命名，板桥又提笔补写道：“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放一著，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两人如遇知音，相见恨晚，遂谈文说词，畅谈人生，结为挚友。 　　纵观郑板桥的一生，从“一官归去来”，到“三绝诗书画”，人们可以看出，政治抱负与艺术创造，虽然所需要的素质和评价标准不同，而要将其集于一身，其难度可想可知。当官，有的时候甚至需要不惜手段地洞明人事，而且还须具备运筹于股掌之间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