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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城市发展的幸福之路 找寻城市发展的幸福之路 　　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今日中国的城镇化，正面临着这样的问题。 　　想进来，因为就业、保险、医疗、教育等资源，城市远比农村丰沛；想出去，则是因为污染、噪音、拥堵、压力，城里来得比农村更大。 　　我们究竟该到哪里寻找宜居之所？是更加现代化的城市，还是相对宁静平和的乡村？就现状而言，也许二者都不是理想的答案。这也正是中国城镇化“围城困境”产生的缘由。 　　事实上，我们更多地提倡“城镇化”而非“城市化”，正包含了对现有城乡发展模式的反思。中国的城镇化，既不应是乡村的边缘化，也不应是在缺少科学战略规划的情况下，众人蜂拥进城，去争取人满为患的“平等”。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让城乡居民各得其所、共享幸福，是这一期“时事观察”的逻辑起点。 　　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应是一体的　　 　　“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力在城镇化，最大的内需在新农村建设。城镇化不仅是城镇建设问题，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问题。” 　　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村人口多、农业效益低、农村底子薄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长期面对的基本问题。稳妥推进城镇化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同时，因农村人口基数大，即使未来城镇化率达到60%，也仍有五六亿农村人口。因此，建设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是两位一体的战略，实现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双轮驱动和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 　　大量农村人口进城难安居乐业 　　城镇化是农民进城转为城镇居民的过程。长期以来，我国注重发展大城市的城市化战略，基本是一条土地资源依赖型的道路。大城市、特大城市规模扩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为农村人口非农转移创造了条件，但也因城市房价飞涨、生存门槛日益提高，让进城农民“望楼兴叹”，难以安居乐业。大批长期进城农民工很少通过落户转为市民，致使土地城市化远快于人口城市化。国际上通常用城市用地增长弹性系数（即城市用地增长率与城市人口增长率之比）来衡量城市用地合理性，其公认的合理值为1.12，数值越大越不合理。1999—2007年我国的该数值接近1.8。 　　1995—2008年我国农村常住人口减少1.38亿人，同期城镇人口增长2.59亿人，农村人口转移进城的比重为53.1%。全国6.22亿城镇人口中农业户籍的农民工约占26.8%。可见，农村人口快速转移进城造成了虚高的城镇化率，也反映出我国城镇化质量不够高。在大量两栖人口长期存在和农村主体老弱化背景下，不可能实现农村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型和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农村地区以大量宅基地废弃、土地闲置为主要特征的“空心村”问题日益突出，敲响了在战略上单纯追求城市化和一味把农民推向城市的警钟。 　　城镇化比城市化更符合农村实际 　　城镇是连接农村和城市的桥梁，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枢纽。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把城镇化重点放到中小城市和中心镇，把具备条件的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强调健全强农惠农政策体系，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促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就是要把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和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战略支点。强调城镇化，是因为农民融入城镇就业与定居门槛要比大城市低得多，更符合我国农村实际。 　　农村孕育了城镇，二者有着天然的联系。加快新农村建设为城镇化提供强大动力，城镇化加速发展又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强化中心城镇对农村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和经济辐射功能，有利于促进村镇联动发展，也符合农民需求愿望。在山东、河南问卷调查，80%以上的农民工愿意进大城市打工，但选择回家盖房或城镇买房。 　　我国经济增长最大的潜力在城镇化，最大的内需在新农村建设。推进城镇化成为实现村镇土地集约高效利用和农村人口转移就业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各地实践证明，城镇化程度越高的地方，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互动作用越显著。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更有利于凸显农村地域多功能性，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科学发展。 　　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结合是关键 　　城镇化不仅仅是城镇自身的建设问题，更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问题。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着眼城乡协调发展大局，以小城镇和中心社区建设为龙头，以产业培育和生产发展为支撑，以农村土地集约高效利用为基础，以农业生产力提高为重点，深入推进农村组织、产业与空间“三整合”，促进人口向社区集中、居住向城镇集中、产业向园区集中。发挥中心镇和中心社区配套服务与市场辐射作用，促进城乡要素的有序流动和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资源的一体化配置。 　　加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结合，亟须政府、企业与农民的良性互动。改革户籍制度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无疑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口，让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逐步进城就业和落户，并享有与城镇居民同等的权益。就业是民生之本，改善民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而随着全球化背景下产业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