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概论 曹顺庆 第五章 史家传统.pptVIP

第五章 史家传统 第一节 史家的求真 第二节 史家的经世 第三节 史家的审美 第一节 史家的求真 一、书法不隐 中国古代史学里，“书法无隐”一直是史家的优良传统。书法，是史官记事的法度；无隐，是指史官记事时直书其事，不以隐讳。 “书法无隐”的优良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史学的发展，是史家提倡的精神境界，也是后世人评判史家的一个标准。 1．秉笔直书 秉笔直书也就是在撰史的时候要实事求是，求真求实。早在中国史学开始兴起的时期，秉笔直书就成为史家的崇高美德而备受尊崇。 春秋末年孔子作《春秋》，只记人事活动，不记诬妄之说，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榜样。 2．直笔与曲笔 中国史学上确实存在有曲笔的现象，曲笔产生的原因，大多是因为受政治因素影响。 直笔是实录的前提，曲笔则会造成事实的歪曲。 曲笔撰史不但违背了“书法无隐”的史家传统，而且违背了社会的道德规范，会造成史事上的错误，危害极大。 二、事得其实 要求史家在撰史的时候，要谨慎的分辨事实、选取材料。史家或史书对于历史文献的采撰、是否正确地选取了文献材料、对历史事实的认识程度，对是考察史家所撰之史是否可信的标志和要求。 第二节 史家的经世 中国史家撰写史书的经世之旨， 可追溯至孔子作《春秋》。 一、惩恶劝善 史家的经世之用，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其惩恶劝善功能。史官的职责除了记事，还要明辨是非，通过记事惩恶劝善，最终引为鉴诫，这是闻于后世、利于当世的。 孔子作《春秋》时有一重要原则：“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 《左传·成公十四年》中称孔子之作《春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春秋》一书中所流露出的经世精神也被后人称之为“春秋精神”。 二、鉴戒治乱 史家的鉴戒治乱直接渊源于西周初年的“殷鉴”观念。 太史公司马迁自述撰写《史记》的目的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亦欲以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 同时他希望“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俊后世圣人君子”。也就是说，将史料与现实结合对照,从中找出朝代发展兴衰中所蕴含的道理，探索自然和社会之间的联系,希望后世之人能因之受惠。《史记》所体现的以史鉴诫治乱的思想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节 史家的审美 一、秩序之美 中国古代史家关于秩序之美的审美意识，主要是从对于史书的体裁的争论中体现出来的。史书体裁是史事编撰形式的重要方面。 1、关于编年体与纪传体的辩难 编年体史书是以历史事件所发生的时间先后为中心，按年、月、日来编撰记叙历史。它出现的时间早于其他史书体裁，《春秋》《左传》《竹书纪年》等史书都是在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的作品。 自此往后，关于编年体与纪传体孰优孰劣的争论便纷扰不休。 南朝刘勰所著《文心雕龙·史传》篇中列举出各种史书的特点，司马迁以“本纪”来述说帝王，以“世家”来总结公侯的事，以“列传”来记录卿士的事，以“八书”来铺叙社会政治制度，以“十表”来谱录年表和爵位。 《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认为，编年体史书在文字方面过于简略，对于事件发生的经过不能详尽其形，这是它的短处，而纪传体，“网罗一代，事义周悉”，能够记载下尽可能详细的史事，反映撰史者的思想态度，对后人研究史事也十分适宜，因而他才采用纪传体撰写史书。 刘知几并不赞同编年、纪传“惟此二家，各相矜尚”的看法，主张“辨其利害”，这样后世史家才能有更加明晰正确的审美取向，因而他在《二体》篇中将《左传》与《史记》进行比较，分论长短。 唐朝史官柳冕则对纪传体做了诸多批判，他将《春秋》视为圣人立法的书，他认为司马迁的过错，在于他不从古法，不本于经，失之褒贬，舍弃了古之贤人所宣扬的“道”“法”。编年体史书写的再好，都不是正史，不是正典，不如编年体史书好。 2、典制体与纪事本末体的出现 中国古代史家在表现形式上尊崇的“秩序之美”出编年、纪传二体之外，还有典制体与纪事本末体这两种重要形式。 杜佑撰写的《通典》是记载史事在体裁上的另辟蹊径。 《通典》不但表现了历朝历代的典章制度的变革损益的秩序之美，而且还通过对国家政权职能基本设施的认识反映出社会经济政治民生方面的秩序之美。《通典》之后，又有 “三通”、“六通”。 南宋史家袁枢以《资治通鉴》为基础，将该书中所述概括为二百三十九事，分别列目，各自成篇，略按时间顺序编次，撰成《通鉴纪事本末》42卷，创立了纪事本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