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源一流：中国诗史流变大势.docVIP

三源一流：中国诗史流变大势 三源一流：中国诗史流变大势 【原文出处】学习与探索 【原刊地名】哈尔滨 【原刊期号】199901 【原刊页号】110～116 【分 类 号】J2 【分 类 名】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 【复印期号】199906 【 作 者】孙明君 【作者简介】作者孙明君，1962年生，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中国诗史流变之大势可概括为“三源一流”。三源分别是以《诗经》为代表的儒家诗学体系，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诗学体系和以《楚辞》为代表的楚骚诗学体系，而汉末建安时代是三源汇合的关捩点；从汉末建安迄近代中国则是诗史的一流时代，无论是对外在因素（哲学思潮、诗人人格建构、诗学理论、诗乐关系等）的探察，还是对内部结构（诗之体、诗之音、诗之象、诗之意）的关照，无不显示出本期诗歌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相对独立的诗歌系统。 【责任编辑】张奎志 不论是否承认，不论是否自觉，对中国诗史分期的看法是每一位文学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本世纪以来它已成为文学史论家所关注的主要课题之一。今日流行这样一种模式：依据历史朝代的变迁，将文学史划分成不同的段落。越来越多的学者已意识到这是一种僵化的模式，并不契合诗史自身流变的规律，也不能揭示诗史内在本质。于是，从本世纪初期开始，就有一些学者尝试按照诗歌嬗变的内在规律进行新的归纳。这样的探索百年来持续未断，近年来尤为突显。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问题的必要性、歧义性和艰巨性。 本文赞同闻一多先生以建安为界将中国诗史分为两大时期，在从建安迄近代的这一时间段中，以盛唐为界又分为前后二期的见解。（注：详见郑临川编《闻一多论古典文学》，83页，139页，重庆出版社，1984。）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建安之前的中国诗史内孕三大体系，一是《诗经》（包括汉乐府）体系，又称儒家诗学体系；二是《庄子》体系，又称道家诗学体系；三是《楚辞》体系，又称楚骚诗学体系。在建安之时三大体系走向融合。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诗经》——汉乐府体系是四言→五言体；《庄子》体系是散文体；《楚辞》体系是“兮”字句体；建安迄近代是五言、七言体。贯通地说，《诗经》（汉乐府）体系、《庄子》体系、《楚辞》体系是建安迄近代诗史之三大根系、三大源头；而建安迄近体诗史实为三大根系共撑之干，三大源头同汇之流。是故，中国诗史之流变大势或可概括为：三源一流。如此，中国诗史之流变将不再是一分为二、一分为三或一分为六……切割成互相独立的几个大块，而是一个首尾贯注、变动不居的生命之流。 　　　　一 《诗经》《离骚》是先秦文学中的双璧，是中国诗史之大源，此为世人皆知之史实。然《诗经》《离骚》决不单纯是诗歌总集，以它们为核心凝成了中国诗学史上的两大重要的体系：儒家诗学体系和楚骚诗学体系。 儒家诗学体系以《诗经》为核心，包含汉乐府，亦包含儒家诗学观念。《诗经》对后世的影响决不是孤立的纯文艺性质的，它运载着整个先秦儒学和两汉经学的诗歌精神驰入穿越了中国诗史的腹地。前人视《诗经》为周之乐府，视汉乐府为汉之《诗经》，信不诬矣。在儒者的心目中《诗经》是与政治、伦理、教化紧密扣合的，而汉代统治者采诗夜诵的原初动机是为了“观风俗、知薄厚。”（《汉书·艺文志》）《诗经》也好，汉乐府也好，都与儒家文化密不可分。 《诗经》（包括汉乐府）是典型的现实型文学。通读《诗经》与汉乐府不难发现，二者皆以日常人生为写作素材，以人间世事为抒情对象。《诗经》与汉乐府并不刻意追求藻饰，笔法朴素畅达，为后世现实型文学树立了典范。《诗经》本来是一部诗歌集，但却被雅而好古的儒士们相中，视其为儒家文化的重要经典。在众多的学者看来，以《诗经》为中心所形成的儒家诗学体系使诗歌脱离了审美之路而趋向道德化、伦理化、政教化，这并非没有道理。 《楚辞》诗学体系与《诗经》截然不同，《楚辞》展现了屈原身系家国的精神、九死不悔的人格，屈原所追求的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新形态的文化精神。屈原开拓出了神奇莫测的诗境，他将遥远的上古神话传说、虚幻神秘的楚地巫风以及个人超群出众的想像力揉合起来，建构成一幅幅浪漫神奇的艺术画卷。他所选择的意象、组接的意境源于现实合于现实却又超越于现实，神奇而不怪诞，夸张而不变形，迷离而不恐怖。这种对个体心灵情感世界细致深刻的描绘，对超现实世界的勾勒，在《诗经》中是找不到的。《诗经》中的比兴是自由随意的，到了屈原时代，他将比兴固定化，并形成一个比兴系列，如此则更能突显比兴的审美作用，使比兴走向深入，走向系统化。《诗经》也有色彩艳丽的句子，但从总体上考察犹显得质朴无华。到了屈原时代，便自觉的追求清词丽句。 《庄子》固然也有韵文，但它毕竟是散文，如今要拉扯它来与《诗》《骚》并列，视其为诗史三源之一，显然要多费些口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