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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經濟學與情緒政治 – 否想香港的新自由資本主義1 許寶強 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 前言 在尋找資本主義的另類實踐計劃時，直面文化與情感的政治至關重要。借助文化經濟學(cultural economy)與情感理論(affect theory) ，以香港的經驗為例，本文嘗試指出，資本主義並非是由私有 產權和自由市場主導的經濟系統，也非建基於僱傭勞動的生產關係，而是一個由各種特定的意 義和情緒構成的情感-象徵秩序(affective-symbolic order) ，支撐着社會政治領域中的各類壟斷踐 行。而在當代香港的情感-象徵秩序中，不斷(再)生產和(再)傳播的意義和情緒，主要是由新自 由主義的空洞能指和犬儒感覺所構成的恐懼和苦悶。 在一些批判學者和社會行動者眼中自相矛盾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循文化經濟學與情感理論的角 度看，並非是主流經濟論述的弱點，而是反映了資本主義的核心文化--當中被資本主義辯士採 用的空洞能指，不包含任何清晣的正面內容，而是嘗試命名「一種不可能存在的整體」(Laclau 2005) 。因此，新自由主義的影響力，並不在於其邏輯及概念上的連貫性，而是依靠在語言和心 理層面的根本性投資(radical investment) ，當中情感扮演着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因此，想尋找 有別於資本主義的另類文化與社會關係，我們或許需要更認真地投入處理文化與情感的領域。 重溫資本主義不是甚麼 借用世界體系的歷史社會學視野，筆者在 《資本主義不是甚麼》(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指 出，資本主義並非是由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支撐的經濟系統，也非建基於理性計算的運作，而 主要是一個依靠壟斷特權逐利的社會制度和過程，當中語言和意識形態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 色。經歷了2008年的金融海嘯和之後的政府大規模救市，再加上近十年世界各地的貧富兩極分 化持續惡化，侵佔民眾土地個案不斷發生，資本主義並非等同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模型，而是 有利於少數壟斷特權謀利的看法，變得相對容易理解。這裏只想簡要補充一點，在香港這類高 度城市化的現代(或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隨著通訊科技的發展、經濟運作的金融化和工作 安排的彈性零散化，傳統意義下的僱傭勞動的生產關係也愈來愈不穩定。 2 3 當Joseph E. Stiglitz(2006) 與克魯曼(Paul Krugman) 等為經濟學界認可的學者，有理有據地指出新 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虛妄，以至美國前聯邦儲備局主席Alan Greenspan也得承認新自由主義意識 1 本文部分章節引用及改寫了作者近年在香港《明報》發表的幾篇文章(部分收於許寶強2009 和2012 內) ，為方便 閱讀，不在內文中一一註明出處。 2 Joseph E. Stiglitz 在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2006 年3 月)指出，大部分宣稱貿易自由化會帶動經濟增長的研 究，除了存在大量統計問題以外，其實只是在說明貿易量愈多的國家的經濟增長也愈快，這可經由各種貿易補貼 或其他政府推動貿易的政策所導致，因此並不是證明瞭貿易自由化能帶動經濟增長。那些真正嘗試找出貿易自由 化(如降低關稅)是否會導致經濟增長的少數研究，得出的結果則並不令人信服。 1 形態的錯誤時，左翼學者如大衛．哈維(Harvey 2005) 等觀點--指出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席捲全球 的「新自由主義」，其本質是一系列由全球資本精英打造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計劃，嘗試把財 4 富從佔人口大多數的民眾轉移往一少撮的富裕階層手裏—便顯得不再那麼不合時宜 ；而被佛利 民及傳統基本會等美國新自由主義辯士稱為全球最自由的香港經濟，實質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反 市場競爭的安排：例如十九世紀中後期到二十世紀初的鴉片專賣、戰後至2003 年才廢除的白米 進口配額制度、政府建造了曾安頓約一半人口的公共房屋、專利壟斷的公共交通、電力、燃 油、煤氣等市場，以及金融領域的聯繫匯率和長期容許銀行公會決定利率上限等政策，地產市 場的高度集中和操控，甚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