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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出真知 —中国-俄罗斯转轨经验比较研讨会综述 《比较》编辑室 在20世纪50年代，即使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苏联老大哥”的形象都是 十分鲜明的。加加林、集体农庄、《列宁在一九一八》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 的；而《喀秋莎》、《红梅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歌曲一直传唱至今， 也是当年中苏文化交流深入之明证。后来两国关系一度紧张，相互间的交流也 大幅减少。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两国边贸的火 爆，曾经一度激起过国人对这个北方邻国的兴趣。但自从苏联解体，俄罗斯开 始进入他们的“十年转型”之后，我们对俄罗斯的认识变得越来越不那么清晰 了，国内经济学界对于后转轨时期的俄罗斯经济也相对隔膜。大家普遍持有的 印象是，俄罗斯以休克疗法为主导的经济转轨过程没有实现预期的效果，反而 导致了90年代经济增长下滑和停滞，人的预期寿命下降，寡头控制了国家的经 济命脉，黑手党成为替代国家执法的力量。这种观察—“稳定和秩序可以带 来繁荣”的共识，从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赢得了比较上的优势。 然而，这种“优势”是否能永远持有？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深入，一些 累积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建立一个好的市场经济， 更成为近年来中国一些学者和官员讨论和关注的议题。 而俄罗斯新的发展使我们有了更加急迫去了解它的愿望。从1999年开始， 俄罗斯经济已经止住了多年下滑的势头，开始了较快的增长。推动这一增长的 力量来自何处？这一问题的答案也是见仁见智。有人将其归结为俄罗斯增加原 油出口所得的收益；也有学者认为，普京总统上台以后，通过打击经济寡头和 207 比较 （第十辑） Comparative Studies 黑手党，维持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市场均衡秩序，从而为经济增长创造了条件。 许成钢和黄海洲则从银行发展的角度建立了一个模型，以求为1998年俄罗斯金 融危机的发端及其随后的显著经济复苏提供解释。他们认为，危机前的俄罗斯 银行部门已陷入了银行发展陷阱，根源是公司企图通过物物交换提高其流动性、 政府通过控制债券发行为其预算融资。银行发展陷阱的产生是外生性的，因为 物物交换是因银行贷款利率而产生的。它的存在是因为国债的高盈利率，从而 诱使银行投资于国库券而不是贷款给公司。1998年8月爆发的金融危机扭转了这 一状况，并充当了脱离陷阱的触发器。这引发了强劲的经济复苏，并为银行发 展提供了初始条件。无论哪种解释，俄罗斯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能否更深入 地探索其转轨道路？对于同样是大国，同样是转轨国家的俄罗斯有更全面的认 识和分析，看看有哪些他们经历过的经验可以被我们借鉴，显然是有意义的。 了解俄罗斯自己的经济学家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关注的焦点在哪里，显然是重 要的途径。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至今已经走过了25年的历程。比较中俄两国各自 的转轨历程，为什么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转轨会在一定时间内呈现出极其不同 的景象？国际上很多学者认为，中国的转轨之所以成功，是因为采取了渐进改 革的战略，是因为“靠实验”，成功，证明了改革是不可设计的；而俄罗斯转轨 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的战略。 对于这种简单的论点，《比较》的很多编委有相当不同的看法。编委周小川 在最近“刘国光同志80华诞和经济学前景”的会上指出，中国的改革进程很难 简单地用渐进主义来概括，认为这是一个没有方向，走一步看一步的过程。回 顾改革历程，我们的改革是朝向市场经济方向的。在诸多关键时刻，一些参与 改革的人对经济现象有科学的解释和预见性，体制改革的选择是正确的。否则， 中国的改革就不会取得成就。编委楼继伟曾经在1999年的转轨经济年会上指出， 中国的转轨进程事实上是一个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在一些我们认识比较透彻， 而且比较有把握的问题上，我们采取了大胆果断的整体推进的改革举措；而在 一些我们认识不是很清楚、确定性不大的问题上，我们采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