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苏轼身上体现的三教统一.docVIP

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浅谈苏轼身上体现的三教统一 初广永　高新文（潍坊市经济学校　山东　潍坊　262200） 摘　要：苏轼一生充满坎坷与曲折，不管他被贬到哪里，他会在儒、释、道合一的哲学文化影响下，把做人与做事区分得非常清楚。 关键词：儒释道合一　做人做事　经世济时 《林语堂middot;苏东坡传》曾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派，是瑜珈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这大概与他儒释道合一的文化有关。 传统中国哲学的思维特征，主要是理智的直观和经验式的把握对象，以及在把握自我生命价值的体认方式中创造生存意义的知识。如儒家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道家的“心斋”、“坐忘”，以及禅宗的“顿悟”，都是主张人们首先要虚怀接纳万物，以寻求社会实践的种种经验，并进而否弃外在征取，反归内心，启明本心，超越有形，升入无我之境。在儒、释、道合一的哲学文化影响下，苏轼在现实生活中，把做人与做事区分得非常清楚。 一、在做人方面比较随意。苏轼爱才如命，但他接触、推举的人中，很少有人会不去害他，更不要提回报了。可苏轼依然过着他安安稳稳的日子，后被贬到海南，仍旧是陶潜一般的田园生活。有言道：“苏子瞻泛爱天下士，无贤不肖，欢如也。尝言：lsquo;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rsquo;子由晦默少许可，尝戒子瞻择友，子瞻曰：lsquo;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此乃一病。rsquo;”尽管如此，他仍宽以待人，让人实在佩服。他一生虽屡屡遭贬、经常遭人陷害，却从不记仇，更不记恨任何人。像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不管李定等人如何对待苏轼，苏东坡从未恨过一个人，最多只是不喜爱而已。在他看来，恨一个人代表自己的无能与懦弱。在他的这种观点下，一些“坏人”试着改变自己“坏”的身份。当然这也使他自己少受了一些苦，可谓是利人利己了。苏轼一生被贬官十几次，他总是坦然处之，即使被贬到海南，他照常“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二、在做事上他却认真得很。初入官场，不顾自己官小言微，面对王安石的变法，他敢于据理力争。 司马光上台后，那时的苏轼已非初入官场，但对全盘否定王安石的变法，苏轼又据理力争。在朝如此，在地方，同样是认认真真地为地方、为百姓做事。在这点上，他与陶渊明可不一样。虽然苏轼对于陶渊明情有独钟，他除了反复“和陶”，还对陶的人品、个性、诗艺、人生观和处世态度等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和借鉴，并曾把陶渊明当作自己贬岭海时期的千载挚友，“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他甚至还屡屡唱道：“渊明形神似我。”“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也。”在东坡看来，陶渊明对他影响最甚者，乃是陶的内在品格的“真”。他说：“陶渊明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延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苏轼从“任真”的角度把握了陶渊明的精神实质，获得了积极的影响。然而，苏轼学陶，也绝不是“案其形模而出之”，而是遣貌取神，通过探其“理”以“正志完气”，进而“达其文”的。事实上，苏轼对陶渊明的隐身独善、既避世又避人、在田园诗中消磨自己的消极作法是并不赞同的，这成为东坡儒释道合一的最大特点之一。 三、苏轼的主动人格。苏轼自我生存价值的可贵，在于他能在如梦如醉的人生历程中保持着清醒的主体意识，坚持着淑世惠民的品格，成为一种光耀的“主动”人格的表现，而与陶渊明的“被动”人格迥异其趣。苏轼是一个生活的强者和清醒的主体意识者，他是以其鲜明的个性为基点来批判地接受传统，并以自己独特的处世经验来理解传统的，他决不照本宣科、亦步亦趋，故他能在追求传统、归依传统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探寻着宇宙自然的本源，体认着世事纷纭的奥妙，认知着自身生命存在的价值，以建立起自我的人生标准和生活方式。他说：“天生学道真实意，岂与穷达俱存亡？”故他借重佛老和陶渊明，仅是借重其理论、精神和思维方式，以展开自身主体的人生意义的思辨和现实的实用价值而已。 四、苏轼的文化意义。正是由于苏轼在其坎坷的人生经历中领悟了儒释道合一的真谛，才使他感到内心无比充实、无比欢惬、无比自由自在，并始终保持着旷达、通脱、随缘自适、超然自得???情愫。由上看来，苏轼的精神境界，作为一个思想整体，它是以自我主体意识为中心，广泛吸取儒释道和历史人物思想资料的营养，在相互冲突、相互制约和相互交汇熔铸中形成起来的。它使我们看到，苏轼的经世济时精神和贯穿一生的利国为民之情，他自由不羁的个性和淡泊人世、随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