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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独特视角下研究传统乡村社会与国家政权的互动 ——读《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有感 王红（河北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河北 保定 071000） 中图分类号：D4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738（2012）01-0153-01 摘要：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中，杜赞奇将“文化”作为历史研究的视角，通过权力的文化网络将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展现出来，以历史纵向与文化横向两条脉络勾勒出中国1900-1942年华北乡村的社会全景。 关键词：国家；乡村社会；文化网络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是美国学者杜赞奇的名著，《文化、权力与国家》所引资料主要来源于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社会调查部根据1940——1942年间调查编成的六卷本《中国惯行调查报告》。除《惯调》材料外，杜赞奇还利用了满铁的其他调查材料和一些中文材料。这些中文材料包括政府报告、法令汇编、地方志书以及当时学者的研究报告。 杜赞奇以此为基础的《文化、权力与国家》以“权力的文化网络”为纽带，以华北农村为典型研究，探讨了中国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历史纵向与文化横向两条脉络勾勒出中国1900-1942年华北乡村的社会全景。为乡村社会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一、文章的结构框架及核心内容 第一章明确体现了作者的力图通过文化的视角化解国家与社会的对立，从文化的角度来分析权力结构。《文化、权力与国家》的开篇就引出了作者的重要核心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杜赞奇认为乡村社会权威体现在由各种组织体系和象征规范组成的框架之中，他把这种框架称为权力的文化网络。通过“文化网络与市场体系”、“文化、法统与晚清政权”及其间进行的典型研究的阐述，论证出“权力的文化网络可以使我们看到历史的变迁过程，亦可以看到过程的内部矛盾——国家政权改革了一些体制及行为”。[1] 其中作者在第二章提出了一个基本概念：国家经纪。国家经纪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赢利型经纪，以获得实际利益为目的，视职权为谋私利的工具；另一类是保护型经纪，大致以地方自保为目的，经纪人在交易中获得的主要是象征权威。在传统社会中担任保护型经纪人的，主要是宗族领袖、乡村宗教首领以及其他有威望的地方精英。他们通过当地人熟悉、认可的习俗（即“文化”的形式），来树立自己在乡村社会中的权威。清末新政之前，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格局，主要表现为保护型经纪体制。国家、乡村领袖和一般民众之间，维持着相对平衡的权力关系格局。清末新政后，原有的文化网络被破坏直接影响到国家与乡村的权力平衡。传统乡村领袖逐渐退出了乡村政治领导层。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权力关系格局，变成以赢利型经纪为主，主要通过行政机构来强化对乡村社会的直接统治，这是一种硬性的政治控制。国家政权现代化的本来目标，是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控制，以集中更多的现代化资源，但事实上却走向了赤裸裸的剥夺赢利，其掠夺性远远超过合理程度，导致百姓的贫困化和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削弱。 从本书的第三章开始，作者用了大量的篇幅把清代灭亡以后的地方政权、 国家权力放在与乡村所接触的图景中考察。无论是国家权力还是地方政权，它们无一例外都对乡村不断地加重税收负担，而且继续依赖以前的经纪体制来实现把国家政权意图深入到乡村每个角落的可能。由此引出本书的另外一个核心概念——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如果国家政权对乡村的扩张没有建立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而仅仅是靠复制或扩大旧有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来扩大其行政职能，那么这种扩张的结果就是“国家政权的内卷化”。 接下来作者就根据对文化网络的重要性定位，对影响乡村社会的各种运作因素进行了一一分析。从宏观阐述转入微观阐述，四、五、六章分别从宗族、宗教和庇护等不同角度来证明直至19世纪末，不仅地方政权，而且中央政府都严重依赖文化网络，从而在华北乡村建立自己的权威。 第七、第八章和结论，集中论述了国家逐渐摆脱文化网络的束缚，政权一再内卷化的进程及其后果。清末民初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主要在征收赋税上发生互动，但国家必须依赖赢利型经济来征税，而赢利型经济的一大特征就是在征税过程里中饱私囊，从而造成国家的税收漏损，当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其财政进一步扩大，税收进一步增加，但这种增长并非以提高征税效率为基础，而是单纯地扩大政府机构，增加更多的赢利型经济，进一步压榨乡村，在这一过程中，更多传统的乡村精英退出或迁走，乡村政权进一步被“赢利型经济”所占据，从而最终造成经济上的横征暴敛、政治上的强迫专制、乡村公职成为牟利手段等，最终，赋税、土豪和腐败成为鼓动民众革命的重大议题。由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