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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世纪前的侨批汇票 　　银行业承兑汇票和邮政所经理的票汇业务，今天看来是两个不同业态的经营形式，但在侨批业之中，它们都只是作为业内的两种经营运作手段。因为侨批业本身就具有邮传、金融汇兑的双重属性，是集邮政和汇兑业务于一体的特殊业态；它的经营个体，就是诸如“批售馆”、“侨批信局”或“汇兑信局”等信局组织或机构，这种特殊的民间信、汇专营组织，其所经营的海内外信、汇寄递，统称为“侨批业”。 　　侨批业所经营的业务手段，则主要是信汇和票汇两种基本运作形式，其中信汇是主要的经理途径和方式，我们在众多的批封上都能见识到，即以“外付”的形式体现的，它广泛运用在海外华人、华侨汇至国内侨眷的小额赡资或礼金。而票汇之兴，则是由于海外侨民的大额汇款所致，其作业流程应当是海外售局收兑侨客所交汇的钱款，相应签发等值的国内货币数额，并开具发票或汇票，由国内所指定的代理信局交领付讫。 　　票汇也有两种途径，其一就是在普通小额批信之中，夹寄汇票或支票，并在批封上书列“内汇××元”或“内夹汇票一纸”，由国内侨眷收妥后自行支取用度。图1是一枚民国三十七年由岷（菲律宾马尼拉）寄发的批信，在列“内票贰亿元外付国币伍拾万元”。信汇是通常所使用的方法，但是，也有一部分华侨于返乡之际，亲自在海外信局购兑国币，自携汇票或支票，也避免了途中诸多不便，以及抵家之后支领得便，因此，票汇一途在为解付大额汇款之际，确实存在着许多便利的地方。又且国内小乡僻远，时局纷扰，普通批信多有遇匪遭劫的惨痛经历。大额汇款的解付尤其困难，而票汇系由经收人自行觅保支领，如有不测，信局可以挡阻支付，这也是一种较为稳妥的安全之策。 　　 　　图1 　　 　　显而易见的是，票汇的使用，是借鉴了银行和邮政的经营手法，但同时也带有国内旧钱庄票号的一些作法。这归根溯源是由于侨批业脱胎于国内的民信局旧制，而且国内钱庄银号之“飞钱”票据业务，也一并烙印于侨批业中。一些钱庄、汇兑庄本身就是作为海外信局的一处国内代理机构，这也反映出了各自之间的业务渗透和经营取法，民国初期国内信局制发的“山票”、“信用票”，就是这种互为影响的直接结果。况且近现代开办的银行和邮政，都直接介入了侨汇业务的竞争，并利用其各自的“官”商地位压制和排挤这种纯粹民营的侨批业。这种影响和压力是强大的，也是最为直接的。侨批信局惟有开拓创新，锐意进取，方才不致业务旁落及自身败没之虞。因此，汇票的使用，应当讲是这种相互影响及竞争的结果。 　　这类票汇的单据或凭证，就是汇票和支票。笔者着意于这些信局汇票和支票的收集，藏有福建晋江市（旧为县制）安海镇谦记信局支理的多枚汇票、支票，但其海外收兑者则不一而足，今分述如下： 　　 　　一、支票 　　 　　传安汇兑信局支票（图2）：直券式，行头额题设计为圆形，左右各开一圆光，分别印制有火车、轮船的图案，取意为快捷顺达；中间圆光内饰该信局的徽记，十分醒目易识。票中书列“蔡云汉先生交黄菊庭先生国币伍佰万元正”，加盖有押数章；票面上原印有“安海谦记信局支理”字样，落款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二月九日”，有签发者英文姓名题签字迹。同时，票面上还排印了“民国三十七年二月二十日发出”的字样，并将具体金额数用笔圈记，表明该票已然支付清讫。 　　 　　图2 　　 　　建大汇兑信局签发的“福建省银行”支票（图3）：直券式，行头额题亦作团花簇状，正中开一圆光，印制有福建省银行行徽。这枚支票比较特殊，虽是福建省银行的支票，但另由谦记信局支理，并于支理机构处抹涂原印该行名称，另行加盖信局名称。这也表明了福建省银行也曾一度介入侨汇业务之中，并与建大信局有过业务合作。另一个特点是该票系用“大钞”支付，书列“凭票祈付……大钞叁拾元正”，这“大钞”所指就是美元，是闽南方言的一种俗称。票上落款时为民国三十八年六月十四日，此时国民党政权已呈风雨飘摇之状，货币剧贬，一部分华侨干脆指明汇理硬通货如美元等，以避免货币贬值之祸。该建大信局另在岷里拉（即马尼拉）设美元区，因此该票的发现，颇值得今后作深入的探究，是一枚较为珍贵的信局票据。 　　 　　图3 　　 　　二、汇票 　　 　　益华汇兑信局汇票（图4）：横券式，题图设计印制十分精致，以信局的中、英文名围图，中嵌一个圆光，内设计有鸿雁传书图案；圆光左右分别饰一颗红星和一轮弯月，别具风格。票面书列“曾仁欠先生汇交曾仁居先生国币壹仟万元”，钤印“谦记信局”支理，有签发人书签题名，时在民国三十七年八月七日。另外，票幅右侧下方有珠圈钢印压痕，细辨认之下可识见为益华信局的中、英文图章，用钢印防伪，也是信局常用的一种方法。 　　 　　图4 　　 　　鸿安汇兑信局汇票（图5）：直券式，额题大字“鸿安汇票”，十分醒目切题。票面书列“许诒盘交许谋炉到安海支领金圆伍佰元正”，原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