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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石鲁及其作品赏析 　　■石鲁作品的艺术风格及其背景 　　 　　石鲁于1982年离开了这个世界，至今二十多年已经过去了。经过很多人对石鲁本人的研究积累和对其作品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上的分析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作为艺术家的石鲁的人格与艺术，并且使石鲁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成为一个响亮的名字。尽管由于时间上的差距带来对石鲁研究和评价上的各执己见，但当代还没有一个画家像他那样引起过如此复杂的争论，一部分人高度推崇，一部分人则竭力诋毁。虽然争议延续至今，但石鲁无疑已成为现代中国画坛的一位开宗创派者。 　　石鲁的艺术风格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上世纪60年代前期为第一时期，即“思想愈新，艺术愈美”的拥抱黄土高原的时期；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为第二时期，即历史悲剧感的精神折射时期。两个时期可简称为喜剧时期和悲剧时期。这两个时期都是他对时代生活感应深刻的结果。他的灵魂，他的人品完全铭刻在他的艺术作品中。 　　1939年元月，作为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书香之家的地主少爷，抛弃了富贵，离开藏书数万卷的“藏书楼”，不远千里，从四川的仁寿县松林湾出发，翻越巴山、秦岭，带着满脚的血泡，胸怀一团烈火，徒步来到延安。诚然，到延安并不是目的，而是人生道路的重要选择。 　　这时期，他曾当过戏剧股长、文工团美术组长，经常活跃在延安文化沟口的露天舞台上，对舞美工作极端负责。设计、制作、装台、幕间换景，这一切都落在他的肩上。他的手艺出众，有好多人还向他学习木工，学习怎样操作锯、刨、斧、锛之类。对于这些与画画不相干的工作，他从无嫌弃厌倦之色。他热情参加街头诗画活动，刻木刻，画宣传画，画年画。他参加拉“洋片”组，赶着毛驴，在陕北串村走户，自画、自拉、自唱。不同寻常的生活经历把石鲁锤炼成为一个崭新的、开拓型的民族画家。 　　上世纪50年代开始，艺术界有一种极左思潮，就是把题材看成是艺术作品的决定性因素，鄙薄绘画艺术的审美功能，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对艺术的发展负责，心胸狭窄，急功近利。这种文艺界的“左”派思潮越演越烈，以至发展成为压倒一切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都失去了方向。 　　 　　石鲁是一个有见识的艺术家，他具有为艺术绝不妥协的精神。《石鲁作品选集》于1964年出版后，各地书店已开始发行，然而因为某负责人对《转战陕北》提出质疑，马上停止发行，发行了的也要收回。有关方面为弥补损失着想，劝说石鲁进行修改或调换作品，重新装帧上市。石鲁不但拒绝修改或调换，并且忿然将画集的全部稿费退回，作为对蛮横粗暴干涉的抗议。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石鲁持守着他对艺术的真诚与正直。 　　三十多年来，新中国出现的几个新画派，大体上也都循着“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路子，追踪时代前进的步伐，在笔墨上刻意求新。但为什么都没有达到石鲁的高度呢？严格地说，大家所缺乏的正是石鲁的阅历、对待生活的态度，不一样的世界观、道德观、历史观，知识结构和坎坷的生活经历造就了独特的石鲁艺术。石鲁在艺术上的第一个光辉时期，就是由这个延安的时代背景形成的，是由他对黄土高原的钟爱形成的。 　　当石鲁正在锐意创新，取得重大突破的时候，多数人为之击节鼓掌，但有些人则起来“喝倒彩”，甚至诋毁。他们说石鲁的画“远不见马夏，近不见四王”，最严厉的则斥之为“野怪乱黑”。这四个字的含意不能界定，可以让人们无限上纲，对于矢志创新的石鲁来说，他头脑清醒，并未马上反驳。1963年冬，一场大雪之后，他毅然提笔，画了一幅雪景，寥寥几笔，着墨极少，画面几乎是空白，却有大雪铺天盖地之感。画上题道：“人说吾画黑，一场大雪洗去一斗墨。画当黑者则黑，当白者则白。” 　　然而正当石鲁的艺术进入黄金时代，从1964年开始，命运却完全来了个大转折。1963年至1964年，石鲁创作了巨幅国画《东渡》，这是他长期以来尝试以山水画法画人物的一次突破性创作。为了这幅作品，石鲁呕心沥血，创作中常常持剑起舞。因而画面气势磅礴，笔力千钧。它是石鲁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他的人物画创作的高峰。但就是因为这样一幅刚刚诞生、对于中国人物画发展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他立刻被人扣上“丑化领袖形象，丑化劳动人民”、“形式主义”等大帽子，不准送往北京展出。加上当时对《转战陕北》的批判以及《石鲁作品选集》的停止发行，致使石鲁神经错乱。 　　1965年秋，他肝病未愈再加上精神分裂症，不得不住进精神病院。1966年10月被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打进黑暗的深渊。“造反派”头头把石鲁从病床上揪回美协批斗。他们在大街上对石鲁搞“活人展览”，竭尽污辱人格之能事。不论烈日风雨，他脖子上总是被挂着个大木牌。这个面容憔悴、身体消瘦的四川人，气得怒不可遏，而那些坏家伙却对他恣意踢打，吐痰、嘲笑、辱骂达数月之久。为了反抗，石鲁两次出逃。1969年七八月间，他跑到四川广元山区，在深山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