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父女　独占鳌头.docVIP

丹青父女　独占鳌头 　　自古以来，历代都涌现出不少丹青父女，他们有的承其父艺，有的继往开来，成为画坛明星，并留下许多不朽的经典杰作而载入美术史册。在笔者看来，明代的仇英和仇珠，清代的任伯年和任霞，当代的傅抱石和傅益瑶恐怕是最为耀眼、最具艺术成就的。 　　 　　功力深厚的仇英和仇珠 　　 　　仇英(约1482－1559年)是明代著名画家，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合称“吴门四家”。字实父，一作实甫，号十洲，江苏太仓入，寓居苏州。工匠出身，早年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曾拜周臣门下学画，后又得到文征明的指点。他初学绘画从临摹古迹着手，先后与陈官、项元汴等大收藏家交往，馆食其家，大开眼见，并临摹了大量历代名迹，绘事益进。史称他“摹唐宋人画，皆能夺真”。 　　与吴门沈周、文徵明、唐寅相比，仇英没有诗文的才能，也没有深厚的书法功力，甚至连正宗的苏州人也不是(客居苏州的太仓人)，但却凭着自己雄厚的实力，从一个低微的画工跻身于明四家之列，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驾齐驱，实在是仇英天赋很高，绘画勤奋，作品太出色，尤其是细致工巧方面，古往今来，少有人与之匹敌。在绘画上，仇英的创作态度十分认真，一丝不苟，每幅画都是严谨周密，刻画入微，创作了不少优秀作品。 　　仇英擅长人物、山水、花鸟、楼阁界画，尤长于临摹，他功力精湛，落笔能乱真。画法主要师承赵伯驹和南宋“院本”，以工笔重彩为主。青绿山水和人物故事画是仇英的拿手好戏，他的作品形象精确、工细雅秀，色彩鲜艳，具有文人画的笔致墨韵。他的仕女画吸收南宋马和之和元人技法，笔力刚健，尤善于用粗细不同的笔法表现不同的对象，或圆转流畅，或顿挫劲利，既长设色，又善白描，人物造型准确，形象秀美，线条流畅，对后人有很大影响。仇英也作花鸟作品，与其山水、人物一样，属双勾填色的，可惜流传至今真迹绝少，故宫收有一片双钩兰花散页，几乎成为孤本。 　　仇英一生都在不断地汲取文人画家的审美情趣，但始终保持了他的个人风格。由于他自身的漆工烙印和沈周、文徵明、唐寅在明末的巨大影响，吴门一带的文人画家们大都留意于抒发笔墨豪情，问津于仇英工笔画者甚少。 　　其女仇珠，有关她的资料甚少，生卒不详，号杜陵内史。仇珠专承父艺，自幼聪慧内秀，受其父仇英的影响，逐渐通笔墨之道并深得父法。由于受其父自身文化修养的限制，她从不在画中题写诗文，大多只题写名款而已，甚至很少题写年款，因此给今人研究仇珠的风格形成和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明姜绍书《无声诗史》记她：“画人物、山水，绰有父风。”然而，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女子，在封建社会的重重伦理道德的束缚下，政治上无地位、经济上不独立、婚姻中不自主，她的绘画艺术亦不为社会所关注，只是在专业性较强的书籍中才有关于她简单而重复的记载。仇珠仅知为“吴门画派”画家仇英之女。她自幼观父作画，渐通笔墨之道，深受仇英工笔重彩人物画风的影响，擅绘仕女画，笔致工细精整，设色于明丽鲜亮中毫无媚俗浮躁之气。画工人物，细致精研，能得其父之笔法。山水画亦秀丽，绝无尘俗。故宫博物院收藏其《女乐图》，吉林博物馆收藏《白描罗汉图》手卷。 　　明代仇珠的作品很少在海内外市场上亮相，一般以赝品为主。2004年嘉德曾推出过一件仇珠(款)的《文姬归汉图》手卷，结果获价4.4万元。2005年香港佳士得上拍了仇珠和文徵明合作的设色洒金笺《山水》成扇，获价33.07万元。2008年3月嘉德推出了罗振玉收藏的仇珠《仕女图四开册》，获价26.88万元；同年6月，该件仇珠册页又被中贸圣佳推出，结果受到各路藏家的青睐和追捧，以95.2万元成交。由于仇珠在市场上真迹极少，赝品很多，没有形成固定的价格。 　　 　　雅俗共赏的任伯年和任霞 　　 　　任伯年(1840-1895年)是海上画派的首领人物和杰出代表，他的崛起，一改清代人物绘画的颓势，标志着清代人物画融古创新的成功。与任熊、任熏合称“三任”，与蒲华、虚谷、吴昌硕合称“海上四大家”。初名润，号次远，青年时代因崇拜费晓楼才华，改名小楼，别号山阴道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清末五口通商后，上海已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埠，人称“十里洋场”，那时，全国各地以卖画为生的都集中到上海来淘金。在绘画艺术领域，由于海上绘画受求新变古影响，传统一路已是强弩之末，于是创新的画家和新的画风应运而生，任伯年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任伯年生活在一个民间艺人家庭，自幼随父学画，后到上海一家南纸店当学徒，还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专门用铅笔学习过西洋素描，因此有高超的造型能力。其后随任熊、任熏学画。中年起，在上海靠卖画为生，可惜一生困于生活，五十岁后得了肺病，五十六岁就离开了人世。 　　任伯年是一位天资聪颖、才气横溢的绘画全面手，对花鸟、人物、山水、鱼虫、翎毛无所不能、无所不精。他的绘画重视继承传统，融汇诸家之长，吸收了西画的速写、设色诸法，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