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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办社团与民间气格 　　西泠印社在成立之初，是真真确确的民办社团。不过清末民初，所有类似社团的成立，都是民间力量的自发推动与催化，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官办者。既无官办，也就无所谓民办。比如著名的“豫园书画善会”、“上海题襟馆书画会”、“蜜蜂画会”，都是民间人士自发组织成立的。当时官府忙于国家大事，根本没空来管这些吟风弄月、诗酒生涯的文人之事，故尔“官办”这个词，在清末民初一段历史时期内，并无实质意义。只有在20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美术协会成立后，社团的官办还是民办，才有了讨论的可能。建国后，中国的艺术家都归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统一领导，分别归属于其旗下的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等。它是代表政府的官方，属主流体制，于是不在体制的书画家，自然而然被归到了民间，在体制中的书画家，也就具有了官方身份。上海中国画院在五十年代招聘画家，许多名家都希望能进入，因为进入即意味着吃皇粮，有了官方身份，而未进入则意味着只能限于民间，缺少许多难能可贵的物质保障和专业身份及随之而来的地位与尊严。亦即是说：本无所谓官办民办，自从有了官办之后，于是才有了对应于它的民办的新概念。建国之后，官办从后起的偶然出现再转变成为一统天下的主流形式，民办社团反而成了稀罕物。 　　只有百年西泠印社，游移于这两种极端模式之外，而体现出它独特的发展个性。如前所述，早期西泠印社从发起到初成，亦即从1904#12316;1913年，当然都是民间的力量所致―丁仁、王?|、叶铭、吴隐四人中没有一位是政府官员，西泠印社的成立，也与官府无涉。当时具呈要求成立西泠印社的八位前辈，都是地方上有头面的士绅但却都不是官员。他们向当时的钱塘知县、杭州知府呈文，是求得官府认可，而官府要特别批文认可，也正是因为它不是官府的分支机构或职能部门。其后征求用地，名流捐献用地用房，皆是属于民间行为而与官府无涉。1913年成立大会时要选社长，推举的是流吴昌硕而不是由当时政府指派一个社长，当然也是因为它的民间属性。直到20世纪三十、四十年代，这一属性大致未变。1950年，王?|、吴振平等受丁辅之遗托专程赴杭州，向当时的杭州军管会提出要把民办的“西泠印社”捐给政府，只要求不取消“西泠印社”名号，这样才有了西泠印社转向官办的可能性。换言之，在此之前的西泠印社一直都是以民间角色获得如此殊荣与声誉的。而民间成立的社团林林总总，为什么唯独西泠印社能成就百年辉煌大业？那是因为西泠印社依靠名人、名家的力量，比如从上海请吴昌硕来当社长即是最典型的例子。西泠印社的成功方式，概括起来说是“名人主导，名家治社”，但无论是起主导作用的“名人”，还是治社的“名家”，都是民间立场的。 　　1949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当年王?|、吴振平以及病榻上的丁辅之的判断与决策是万分正确的。如果不把西泠印社这个民间社团捐献政府，那它的结局就是自行消亡，百年命脉被断绝，西泠印社不复存在―在当时，多少百年老字号被中断、被抛弃、被淡忘？遑论这于生计经济无补的西泠印社？事实上，推测当时刚刚接管政权的杭州军管会也很有意思，私人民间社团当然没必要再存在，但它又有一个悠久的品牌形象和一个实实在在的社址孤山。在不了解它的情况下，灭了它很容易，但王?|、吴振平专程来杭提出捐献，又显然不是敌人，既如是，灭了它又没必要。大战刚过，暂时还腾不出手来理会它，先管住几百万市民的吃饭生计是最紧要的，由是，西泠印社处于不生不灭的阶段―但正是这个不生不灭，挽救了百年名社的命脉，留下了生存空间。直到1954年前后，杭州局面已十分稳定，于是就有文化人呼吁当局能否恢复西泠印社这个名牌。又凑巧当时的浙江、杭州党政领导中有懂行的人物，于是一纸命令，西泠印社从不生不灭又活过来了，其后则有张宗祥在浙江省人大会议上积极呼吁并筹措成立西泠印社的恢复筹备委员会，直到1963年印社60周年大庆时产生了张宗祥、潘天寿、王个?m、傅抱石等领导班子，这百年名社的命脉，就这样在有意无意中被顺风顺水地接上了。 　　当然，王?|等已把西泠印社交给国家，此时西泠印社的所有权，已经是代表国家的杭州市人民政府了。顺理成章地，政府来推动西泠印社的筹备恢复工作，由政府官方来领导，按今天的分类法，它是当然的“官办”。但这个“官办”，却不能掩盖住当年杭州市有关领导的高超智慧与政策水平。本来，既是“官办”，政府掌握主导权，最通常的做法，是派一个领导干部来当社长管理西泠印社。但当时的政府，却特别谦恭虚心，组织恢复西泠印社，不由党的干部出任社长，却推出一个地道的非党知识分子张宗祥来执掌西泠印社，而副社长中潘天寿、王个?m、傅抱石也都是顶级的名家大师，只是当时的杭州文化局长来兼任副社长、秘书长。 　　显而易见，这是唯西泠印社独有的。站在大的社会立场上说，西泠印社自1949年以后要么停止不办，要办下去就必须是“官办”而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