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清末新政时期官场奢糜之风.docVIP

精品论文 参考文献 略论清末新政时期官场奢糜之风 陈艳云(济南第二中学，山东 济南 250031) 20世纪初，清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困境，旧有的统治已经无法继续，不得不改弦更张，宣布实行“新政”，企图实现王朝的自我挽救。然而，旧人办新政，并没有达到化腐朽为神奇的效果，而是执政者们借新政之机将官场腐败演绎得更加淋漓尽致，最终清王朝灭亡。 在专制政体中，官僚体系笼罩着社会，官本位意识则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官场的道德风气引导、规范着社会道德和社会风俗。所以自古以来，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及一些有远见的官吏，都把官吏道德看作是国家兴亡的重大问题。新政时期，清政府灭亡的迹象已处处显现出来，官场到处弥漫萎靡腐败的政风。本文试图从以下四个方面透视新政时期官场的奢靡之风，从而对新政失败的原因做一理性的思考。 一、赌风盛行 　　庚子后，虽然清政府颁布“新政”的谕旨，但经过庚子事变的打击，西太后和满汉王公大臣已丧失了治理国家的信心，整个统治阶级陷入极度颓废的心理状态，赌博便成为他们颓废精神状态中的一种麻醉剂，得以在官场中盛行。 纵观清末报刊与笔记，大量的记载显示，清末10年，官场赌风极盛，大小官员无不热衷于此。“当其盛时，上自宫廷阀阅，下至肩舆负贩之流，罔不乐从，凡舟车狭巷，辄闻铮铮然声相答也。庆吊事余，暇必为之，而狭斜胡同曲院中，无昼夜沉溺于此。”（《近代稗海》第11辑）慈禧太后是爱好者之一，为此，奕劻的福晋及诸王福晋、格格经常进宫陪太后消遣。她们常身带数万元赌资，在牌桌上处处讨好慈禧，“那拉每有白、发、中诸对，侍赌者必出以足成之，既成，必出席庆贺，输钱亦必扣头求太后赏收。于是累负博进，无可得赏，则跪求司道美缺，所获乃十倍于所负也。”（《清代野史》第1卷）在这里，赌博已被作为一种宫廷交际的工具，以此讨好当权者，来获取更大的利益。 上行下效，官场的奢靡之风具有很强的渗透性与传染性。“宫廷既倡导于上，而外王公大臣，部寮百职以逮诸官眷属，竟以麻雀为消遣款客之具，如茗酒然。”酒楼妓院、官员宅内，甚至官署内，“无不丁丁然牌声达旦”。（《近代稗海》第11辑）官员在赌场上花费的钱财非常多，因此他们中的不少人要靠贪污受贿来满足此项需要。1904年清政府虽下令禁止赌博，但它已成为官场的一种风气，根本无法禁止。特别是随着新政的推行，出现许多优缺美差，为了谋得这些差使，官员士人纷纷借赌博邀欢权贵，行贿者大胆地通过故意输钱的方式达到行贿的目的。时人反映这种情况说：“麻雀者，官场之酬应者。麻雀盛于上海，风气北趋，斐然而化。其始则为宝局之改观，继则为达官显宦之酬应。具候补委员，遂效西施，设牌局于北里，邀阔老入游戏场，往来既稔，得以施其因缘请托之手段，冀调一美缺。于是，一入官场，学可以不优，麻雀不可不打，而麻雀又变酬应为宦阶也。”（《大公报》1908年1月23日）这里官场已成为赌场，赌博演化为官场的一种变相的贿赂手段。他们一旦得官获差，就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捞取更多的钱财。 新军、巡警、新式学堂都是新政的重要组成部分，参与其中的官员不乏接受西式教育者，但由于被腐朽的风气所浸染也沾染了腐败的气息。例如，作为国之城的军队内一直盛行赌博之风。湖北新军有“湖北官费生往日本学习陆军，前后归国者有二十人，陆续派事或充教习，或当管带或作学监，每月约可得薪金百余元，各人遂趾高气扬，出门必以轿马。日则打麻将、推牌九，夜则闹酒宿娼，问之曰：lsquo;好光阴为何消磨于无用之地？rsquo;则曰：lsquo;不如是，恐为当道所忌。rsquo;其手段之高，真令人不可思议。”（《警钟日报》1904年5月9日）何止令人不可思议，简直令人心寒，这说明清政府只要求下属对其忠诚，而对他们的荒淫腐败却可以宽容。查禁赌博是巡警的职责之一，但对于清政府的巡警来说，他们一方面查禁麻雀，另一面又进行保护，收取赌税或罚款，或者自设赌场。如广东海阳县“捕厅署内，开麻雀两场，一为爷们辈聚赌，一为各官僚幕友共赌。沈捕厅遇麻雀场散，常于晚饭后穿戴鞋帽，率勇数名，巡行街巷，遇有妓馆，则举头看看馆内有无叉麻雀，去时，必诫之曰：lsquo;妓馆不准叉麻雀。rsquo;巡毕回署，乃大开麻雀场，……几于日夜不缀。”（《中华新报》1910年10月9日）这种官员早已道德丧尽，没有什么顾忌，他们腐蚀着新政，也消解着政权。学堂教习为风尚的典范，但受赌博之风影响，许多教习也乐此不疲。军队、巡警、新式学堂都是清政府力图维新的大政，是新政的典范，在社会上起着表率作用，其中的官员尚且如此，其下属可想而知，这便使麻将有了“亡国奴戏”的恶称。 赌博的盛行，是清末社会衰败之象的一种表征。这种表征，首先来源于统治阶级的颓废精神状态。这也可以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