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图书馆俄文“中国学”书刊的国际交换回顾与展望研究.pdf

国家图书馆俄文“中国学书刊的国际交换回顾与展望 段洁滨(国家图书馆) l 俄罗斯汉学的诞生 在我国学术史上，“汉学”一词指外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有学者主张它该叫 “中国学”。另有一种划分法，把欧美工业文明建立之前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叫“汉 学”，而各国近代文化确立过程中开展的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叫“中国学”。 若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作为中国学(汉学)诞生的起点，西方中国学(汉学)诞生 的历史要早些，而俄罗斯中国学(汉学)诞生的时间则稍晚，大约只有300年左右，这一历史 渊源可追溯到俄罗斯传教士团来华前后。 18世纪中期，彼得大帝率先开启了俄罗斯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大门，一批批旅行家、商人 和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或通商，或传教，虽然他们的目的各异，但将中国文化作为研究对象 的“汉学”，在俄罗斯逐步发展起来。 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清朝政府正式允许俄国派遣传教士和留学生来北京，这对 中俄文化的交流和发展以及俄国中国学的形成具有十分积极的促进意义。 此时，整个俄罗斯都将目光聚焦中国，他们认为远在东方的中国是个富足和神秘的地 方，于是争相探索通向中国的道路。其实，俄罗斯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由来已久，这不 仅源于两国比邻而居，更是斑斓多彩的中国文化吸引着一辈又一辈俄罗斯人的结果。1837 年，俄罗斯喀山大学成立了全俄第一个汉语教研室，1855年彼得堡大学成立了东方系这个 全俄最大的汉学研究中心，汉学在俄罗斯也发展成为一门涉猎广泛的跨学科门类，包含中国 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历史也多次证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 里程碑。 在俄罗斯300多年的中国学(汉学)发展史上，我们可以列举出一大批俄罗斯汉学家的 名字——被誉为俄罗斯汉学第一人的罗索欣、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缔造了俄罗斯第 一个汉学学派的王西里，这些人的研究成果对中俄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发挥了 开拓性的作用。 在世界多极化的今天，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角色的前移，俄罗斯关于中国问题的 研究在进一步深化，研究重点在进一步拓展。 2 国家图书馆俄文学文献交换简史 2．1 1909一1949 清代末年，推行维新，首推废科举，兴学堂，仿欧洲各国创建图书馆。1909年国家图书 馆的前身京师图书馆刚成立时，其图书的采选方针是：“一为国家搜罗重籍，二为研究供给 便利。对中国旧籍应就原有基础广泛搜罗，做到无所不备。”另受“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 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传统观念的影响，国家图书馆在藏书上是“重国学而轻洋书”， 在整个馆藏的结构上，外文文献的比例本来就少，而俄文文献就更少了，而有关中国学的俄 文文献就更是少之又少了。1934年袁同礼馆长赴欧洲访问，在西班牙购入了塞达·玛丽亚 夫人(SedaMaria)1日藏的东方学书籍，为本馆早期中国学图书专藏奠定了基础。 今天，当我们谈到俄罗斯的汉学时，俄罗斯北京传教士团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北京传教 士团的文献是俄罗斯汉学中很莺要的一部分。 从1715年开始，共有20批传教士团成员在北京传教，在传教的过程中，他们多以日记、 论文、书信等方式留下了大量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无疑成了俄罗斯早期中国学 (汉学)的基础，这时彼得大帝也趁康熙提出“若有外科良医，一并送来”之机，派瑞典人郎喀 随英籍医生哈尔文同来北京，郎喀的北京之行，对俄罗斯汉学的形成也起到了促进意义。 在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俄罗斯北京传教士团的文献中，尤以第9界传教士团团长比丘林 的著作为多，比丘林在北京居住了14年，回国时带回的书籍，装满了12个大箱子，比丘林被 认为是俄罗斯汉学研究的奠基人，他是把《史记》介绍到俄罗斯的第一人，他还把“四书”译 成了俄文，目前国家图书馆共有比丘林的著作10余种，善本部藏有1828年版的《蒙古札 记》，该书是比丘林在中国的一本旅行札记；另外还有他1833年写成的《公元前2282年至公 元1227年间西藏青海史》、《成吉思汗家系前四汉书》、《中华帝国祥志》、《中国的民情与风 俗》、《中国文法》以及1908年出版的比丘林翻译的《三字经》等。 另一位东正教北京传教士团成员是著名的汉学家瓦西里耶夫，他于1848年来北京，在 北京居住了10年，国家图书馆目前藏有瓦西里耶夫的著作6种，有1857年出版的《佛教及 其教义、历史与文献》、《中国文史资料》、《满洲史》、《元明两朝关于满族人的资料》、《诗经 译文详解》等。 第十三届和第十五届传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