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湖南花鼓戏中的民间文化.docVIP

漫谈湖南花鼓戏中的民间文化 　　花鼓戏是一种富有地方特色的戏曲艺术,是我国民间艺术宝库的璀璨明珠,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湖南花鼓戏产生于人民群众长期生产劳动过程中,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厚的生活气息,蕴含着丰富的民间文化。民间文化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传统通俗文化,立足于民众生产生活,是一种自娱自乐的文化形态,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独立性。精英文化是由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接受对象,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我们经常将民间文化简单地归为“俗”文化,与其相对应的精英文化为“雅”文化,其实民间文化和精英文化不能用简单“俗”“雅”划分。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文化是民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础,是最本真的文化根源,有很多自己的精品,没有普通大众的世俗生活,人类文化就将失去生命力的源泉。 　　湖南花鼓戏是湖南省土生土长的民间小戏总称,流行于三湘四水,深受劳动人民喜爱。湖南花鼓戏尽管遭到历代统治阶级和旧势力的摧残和干扰,受到种种社会动乱或其他因素影响,但依然保持着无可比拟的艺术活力延续绵长的发展。“省垣首善,敦俗为先,淫戏卖武,谕禁久宣”,这是曾贴于长沙城禁演花鼓戏的四言训示,花鼓戏被统治者视为淫戏严禁演出,艺人常被提锣毁箱或抓去坐牢游乡。尽管如此,“采茶一名花鼓,政府以其导淫,悬为历禁,然农村往往于新春偷演,禁不能绝”(《醴陵县志》),花鼓戏不但屡禁不绝,反而愈禁愈炽。“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作为人民创造和人民需要的湖南花鼓戏艺术,历史社会所强加的暂时性束缚和打击,从来都不能扼杀其艺术生命,只要有人民存在,民间文化就会生息存在。随着时代的进步,湖南花鼓戏既继承了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遗产,更是在剧目、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等方面加以改革创新,与时俱进,将湖湘文化发扬光大。自2006年以来,由湖南省委宣传部、广电局、文化厅等单位联合举办的“公共大戏台”已连续举办五季,其中湖南花鼓戏占了很大的比重。现代舞台承载着古老的艺术,现代媒体推进着历史前进。湖南花鼓戏既坚持了传统戏曲艺术的优秀传统,又领导了一条没有门槛、新潮时尚的大众路线,以平实的风格掀起了一场“梨园风暴”。湖南花鼓戏来源于民间,起源于群众,是人民群众培育了这一艺术形式,在任何时候,它都为人民群众服务,符合人民群众的审美欣赏要求。 　　很多艺术门类是先流行于皇室贵族、上层社会然后才传到民间。湖南花鼓戏的产生和发展都在民间,贴近平民百姓,反映现实生活,因此极具平民性。民间文化平凡而朴素,体现的主题思想和民众生产生活休戚相关,具有自发性和广泛性。湖南花鼓戏的班社由条件简陋的草台班发展而来,农忙务农,农闲从艺,在农村集镇流动性演出。湖南花鼓戏是在地花鼓、采茶灯、车儿灯、竹马灯等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些民间歌舞艺术形式情节简单,曲调高亢明快,带有浓重的喜庆色彩,随着更多情节和曲调的加入就形成了花鼓戏,在劳动娱乐和逢年过节的时候,农民、手工业者自娱自乐。湖南花鼓戏在清代中叶兴起并迅速发展,多以生产劳动、爱情或家庭生活为题材,幽默诙谐,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湖南花鼓戏大多为劳动人民和民间艺人集体创作,多取材于民间故事、神话传说、通俗话本;描写对象多为劳动人民、书生公子、官吏商贾,以渔、樵、耕、读为主;表现内容上多为反封建伦理道德、追求婚姻自由,惩恶扬善,歌颂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理想。如《打铜锣》、《补锅》、《烘房飘香》、《双送粮》、《骆四爹买牛》、《牛多喜坐轿》等。湖南花鼓戏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朴素自发的生长于民间,没有经过太多主流意识形态过滤和规导,不歌颂帝王将相,敢于揭示统治阶级矛盾,用泼辣大胆的手法讽刺鞭笞丑恶行径,劳动人民就是自己的主人,涵蕴着丰富的生活经验。 　　明末清初戏曲家李渔说过:“传奇不比做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不读书之妇女、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语言是戏曲塑造人物形象的主要手段,湖南花鼓戏扎根于民间,以人民群众口头语言为基础,以广大乡村和小集镇为基地,其唱词和道白具有写实的风格,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比如《张先生讨学钱》“……正月里正月正,家家户户贺新春,龙灯狮子多热闹哇,敲锣打鼓闹沉沉,忽听得门外高声喊咧,龙灯狮子要上我的门,张先生我最爱看灯,怎奈我无钱打包封,关门躲债主设法呀做人情,我关门闭户躲新春,关门哪闭户躲新春……”。民间文化只有通俗易懂,民众喜闻乐见,才会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湖南花鼓戏对白和唱词从朴素的生活语言入手,汲取民谣、民歌、俗语、歇后语等民间语言文化精华,生动形象,风趣幽默,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深受老百姓的欢迎。湖南各地民间艺术、民俗和乡音土语多种多样,湖南花鼓戏结合不同地方语言和艺术形式,主要分为长沙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