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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动了我的赔偿金 　　赔偿金的多少,是和摄影人直接相关的利益表现,但判决数额往往不尽如人意,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我国目前判定赔偿金额的标准是什么?摄影人平时应该做足哪方面的工作,会对提高赔偿金有所帮助?本期我们邀请有关律师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Q_目前我国在通常的摄影作品著作权纠纷中,权利人所能获得的赔偿金大概是多少? 　　梁勤:对这个问题法律并没有在金额上给出统一标准,赔偿金的数额由法院根据具体情况来认定,不同案件的赔偿金数额可能差异较大。 　　就我所掌握的信息,在对单幅摄影作品的单次侵权中,1000元至5000元是最常见的赔偿金额。当然,也有过赔八万十万的或者只赔几百元的,但这两种情况均属罕见。 　　Q_哪些因素导致了赔偿金数额上的差异呢? 　　梁勤:因素很多,但基本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是作品自身的因素,它的知名度、影响力、创作难度、创作成本、历史、文化、艺术价值;第二是作者的因素,包括作者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第三是侵权人的因素,比如主观过错、使用方式、使用范围、使用时间等等。 　　那些在上述几方面存在较大区别的案件,赔偿金数额往往也相应的差异较大。 　　 　　是什么导致赔偿金偏低 　　 　　Q_最常见的赔偿金数额集中在1000元至5000元之间,但是,当摄影作品被一些商家用作产品包装时,带来的附加值远远超过这个数额,究竟是什么导致赔偿金偏低? 　　梁勤:这里只能简单地谈谈我的个人观点。 　　首先,摄影作品的权利人一般难以证明其遭受了金额较大的“实际损失”。“实际损失”大致有两种,是根据使用方式划分的:就照片在报刊书籍中的使用而言是“稿酬”;就照片在广告、产品包装等商业化场合而言则是“特许费”。目前的情况是“稿酬”偏低,国家的美术出版物稿酬标准是20世纪80年代计划经济环境下制定的,而时下出版单位对于单幅摄影作品的付酬标准也不高,诉讼中纵然按司法惯例以5倍计算也没有多少。 　　至于“特许费”,应该是远远高过稿酬的,问题出在大部分摄影人往往并没有许可他人使用照片的经历,有此经历的也常常没有签订正式的书面许可协议,而目前又尚未形成一个被市场普遍认可、接受的行业收费标准,相应的后果就是摄影人在诉讼中大都难以有效证明其应得特许费的数额。 　　以上两种情况使得著作权法首推的按“实际损失”确定赔偿金的方法在摄影作品著作权案件中反倒成了非主流。 　　其次,摄影作品的权利人一般难以证明侵权人的“违法所得”。 原因在于,侵权人往往并不利用摄影作品本身去获取利益。就是说他们并非为了出版、发行摄影作品而去盗用,多数情况下是为了装饰、陪衬某一合法出版物的封面、书脊、封底等部位或是为制作产品包装之类的目的而使用摄影作品。这种情况下侵权人销售出版物或销售被包装的产品所得的利润就不能完全算是“违法所得”了,因为侵权人买卖的不是摄影作品本身。 　　Q_但毕竟是盗用了摄影作品阿!如果说不是违法所得的话,那到底是什么呢? 　　梁勤:可以肯定地说,在侵权人的产品利润中必然包含摄影作品的美学效应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就是侵权人的“违法所得”。问题是这部分价值到底应该是多少?如何把它与产品中固有的“合法利润”区分开来?摄影作品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侵权人的产品销售?这些问题在当前都是没办法给出答案的,因为缺乏一个可行的量化指标,结果就导致摄影人很难有效主张“违法所得”的具体金额。而在我们举不出具体金额或者所举具体金额缺乏客观依据的情况下,法院是不会予以支持的。同时,权利人也较难证实其摄影作品究竟给侵权人的利润带来了多大的提升。因此希望像小说、软件等作品被盗版时那样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主张赔偿金,对于摄影作品而言在多数情况下不太现实。 　　再次,我国著作权法中虽然有“法定赔偿”的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但它只有50万元的上限金额,缺少用以兜底的下限金额,也就是说它未规定权利人应该得到的最低赔偿金额是多少,据此,出现前边讲到的只赔个几百元的情况也就不足为怪了。需要指出,在“实际损失”标准、“违法所得”标准与摄影作品都不怎么合拍的情况下,司法实践中在确定摄影作品的赔偿金额时被适用得最多的恰恰是这个“没有底线”的法定赔偿条款。我想,如果该条款被修改为“判决给予5000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赔偿”的话,摄影人对于赔偿金额的满意度恐怕立刻就会有一个很大的飞跃。 　　最后,我国著作权法对普通照片与照片艺术品并未进行区分,二者在法律上的地位完全相同。大师们精心拍摄的大片固然是摄影作品,普通人用手机随手拍下的图像也仍然是摄影作品。这种对摄影作品的宽泛认定和保护,对于广大爱好者当然有利,但另一方面这种无区别的保护却在很大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