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鳞施，玉匣和“玉衣”.docVIP

谈鳞施，玉匣和“玉衣” 　　“金缕玉衣”是我国考古工作的一项重大发现，也是我国考古史上最典型的一次弃“古物古名”而不用，另起新名称，这种“破旧立新”弃古物原有名称不用的做法确为考古工作之大忌。 　　1968年，正当我国“文革”初期，在我国河北满城地区，考古工作者从西汉时期一座古墓中，发掘出中山靖王刘胜和其妻窦绾两具尸体的包裹物。这尸体包裹物是用玉片和金属丝串联而成的，形状像似鱼鳞片，又好像古代将军穿的铠甲。从头到脚整个尸体被这东西严密包裹着。这种丧殓物，早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就有人发现，并有零星的玉片流入古玩市场。在1927年出版的章鸿钊《石雅》一书中就指出：“汉制王公皆用珠襦玉匣裹尸。”只是没有科学完整的考古实物而已。对于这种东西，我国研究古代丧殓习俗的学者和从事墓葬考古的工作者大多是知道的。 　　 　　这种用金属丝串联玉片而成的丧殓物，早在我国战国时期就已经被古人使用过。如秦吕不韦《吕氏春秋?节丧》中就有记载，把这种东西称为“鳞施”。据高诱注：“鳞施，施玉予死者之体，如鱼鳞也。”上个世纪70年代，在山西曲沃晋侯墓地出土的“缀玉覆面”，就是鳞施的一种。按照古人的称谓，应该叫“覆面鳞施”。这种“覆面鳞施”，后来在山东济南双乳山汉墓中也有发现。另外，在山东省临沂县城附近，西汉早期墓葬中，还发现一套“只有玉帽、玉面罩、玉手套、玉袜”组成的鳞施丧殓物。这就是说鳞施这种丧殓习俗，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到西汉初期仍在使用。早期的鳞施主要用于尸体面部，后来发展到用于头部、手部和脚部，到了西汉早中期，帝和后、王和妃、将和相等权贵们的丧殓，大多使用鳞施整尸包裹。这种整尸包裹的鳞施，史书中称之为“玉匣”。记载“玉匣”最为详尽、最为形象的是《西京杂记》，该书描述：“汉帝送葬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铠甲，连以金缕。武帝匣上，皆缕为蛟龙鸾麟之象，以谓为蛟龙玉匣。”用玉匣裹尸，在汉代当以汉武帝最为气派，在玉匣上还缕刻出“蛟龙鸾麟之象”，内衬以用珍珠串成的短上衣(即襦)。 　　鳞施，玉匣这种丧殓习俗，起源于更为古老的丧殓面具。如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我国商代丧葬面具“人面玉饰”；古埃及法老金字塔中的黄金面具；在我国新疆罗布泊小河墓地出土的石质面具等。古代丧殓护面，不同民族、不同地区，都有这种习俗，只是所使用的材质不同罢了。 　　我国是一个重“玉”的国度，在古代，玉渗透到政治(玉玺)、军事(玉符)、文化(礼仪大典所用的各种玉器)和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丧殓用玉便理所当然。在古人看来，丧殓用玉不光具有尸体防腐功能，还有着一种更为神秘的精神寄托。因此，由面具发展到身体局部覆盖鳞施，再进一步发展到整尸包裹的玉匣。这种厚葬之风，到了东汉晚期，战乱频繁，盗墓之风盛行。至魏文帝时，便专门下诏令禁止这种厚葬的习俗。故汉代之后，鳞施、玉匣丧葬习俗，便销声匿迹了。 　　从事考古特别是墓葬考古的工作者，对我国古代丧殓习俗应该有所了解，特别是汉代王墓的发掘，像鳞施、玉匣这种裹尸的丧殓物十分普遍，在史书古籍中均有详尽的记述。当时参加河北满城考古的工作者中，并不缺贯通古今的学者和考古界的高手。发现了刘胜夫妇裹尸用的玉匣，应该“知其用，便知其名的”。但是，这些人都装不知道，却让在“文革”早期表态要把自己的所有著作“一把火都烧掉”的郭沫若老先生给起了一个新鲜名字“金缕玉衣”。 　　在考古工作中，对考古发掘出来的东西，如果是史前的，没有文字记载，没有名称的东西，可以根据其形态或用途，起个名字，如红山文化出土的“猪玉龙”。像鳞施、玉匣这种有历史记载，有名称，有描述的东西，却舍其古名而不用，另起个新鲜名称，确为古今中外考古工作中所罕见。 　　翻开1968年有关满城考古发掘的新闻宣传中的报导，刘胜夫妇的裹尸物成了“查无记载，不知其名”的稀世珍宝。就这样让史学界和考古界早已从史料中熟知的丧殓物“玉匣”变成了“无文字记载，无人知晓”的“金缕玉衣”。在我国考古史上，首创了“破旧立新”的先例。“金缕玉衣”这一名称一直沿用至今。有人说：金缕玉衣比鳞施、玉匣通俗易懂，大众化。考古是为了研究历史、证实历史，而不是搞“历史创新”。玉匣可以改成玉衣，那么青铜鼎便可称为青铜锅，玉琮便可称为玉筒。这样一来“考古”便成为“创新”，考古便失去考古意义了。 　　看古书，上面写的是“玉匣”，到博物馆，上面标名是“玉衣”。玉衣和玉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笔者认为“金缕玉衣”中的玉衣不如古籍中的玉匣涵义好。因为古人对“衣”是有着严格定义的。据《说文》曰：“上日衣、下日裳”，今人则“上日衣，下日裤”。有衣而无裳、无裤，这不是让刘胜夫妇者光着下身吗? “匣”虽不像现今看到的长方形物体，但匣字有着整体装入的涵义，不会让刘胜夫妇光着屁股。建议把“金缕玉衣”，改为古名“金缕玉匣”为好，让人读史书和看到的实物名称一致为好。 　　后来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