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与文史通义.docVIP

章学诚与《文史通义》 两个要点：1、章、戴的恩怨。章学诚视戴震为冤家对头。但章学诚又是戴震的“第一解人”；2、章戴的个人恩怨折射出的是两种不同学风的对立。因此，不能将章戴的恩怨仅仅视为个人的恩怨。从某种程度上说，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正是在和戴震的矛盾、恩怨中产生的，是被“逼”出来的。 章、戴的第一次见面在乾隆丙戌1766年。章向戴询问治学门径。 《答邵二云书》：“来书于戴东原自称《原善》之书欲希两庑牲牢等语，往复力辩，决其必无是言。足下不忘死友，意甚可感。然谓仆为浮言所惑，则不然也。戴君虽於足下相得甚深，而知戴之深，足下似不如仆之早。丙戌春夏之交，仆因郑诚斋（郑成虎）太史之言，往见戴氏休宁馆舍，询其所学，戴为粗言崖略，仆即疑郑太史言不足以尽戴君。” 据章《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说： 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尚书·洪范》“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 试对比戴震《与是书》： 至若经之难明，尚有若干事：诵《尧典》数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诵《周南》、《召南》，自“关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强以协韵，则龃龉失读。诵古《礼经》，先士冠礼，不知古者宫室、衣服等制，则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则《禹贡》职方失其处所。凡经之难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讲。仆欲究其本始，为之又十年，渐於经有所会通。 （分析章学诚第一次面见戴震时的境况：充满困惑、不安与忿慲） 按，戴年长学诚15岁，因学问精湛，此时已经红极学界，而学诚此时不过后辈晚学，默默无闻。故对于实斋所询，戴震居高临下，言语间颇多教训之意。章聆听后“重愧其言”，自思“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 《与汝楠书》中说 ： 近从朱先生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枵腹空谈义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所谓不能信古，安能疑经，斯言实中症结。 实斋的学风特点 学诚喜作绵邈之思，而缺乏坚忍不拔，一步一个脚印的“考据”。《文史通义》“外篇”三 吾读古人文字，高明有余，沉潜不足，故于训诂考质，多所忽略，而神解精释，乃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 《章氏遗书》卷二十二： 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少年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憪然自喜，以为得之。 章面见戴震时的自惭正是他看到了自己所喜好的治学路径与乾嘉考据学的主流之间的巨大差异所引起的困惑。朱筠的当头棒喝更加重了这一点。但章学诚是一个极其自信并自负的人。他并没有循着乾嘉主流的路走去，而是依着自身的所长，仍然走“义理”亦即“理论”的路。当然，第一次和戴震的见面章的不怿显而易见。这件事刺激了章：只有痛下决心，戮力奋进，才能够在学界有立足之地。 七年后的1773年，章、戴第二次见面于宁波。这一次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乾隆三十八年癸巳夏，与戴东原相遇于宁波道署……戴君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而不解史学。闻余言史事，辄盛气凌之。见余《和州志》例，乃曰：“此于体例则甚古雅，然修志不贵古雅。……夫志以考地理，但悉心于地理沿革，则志事已竟。侈言文献，岂所谓急务哉!”余曰：“余于体例求其是尔，非有心于求古雅也。……方志为古国史，本非地理专门。如云但重沿革，而文献非其所急，则但作沿革考一篇足矣。……考沿革者，取资载籍；载籍具在，人人得而考之。虽我今日有失，后人犹得而更正也。若夫一方文献，及时不与搜罗，编次不得其法，去取或失其宜，则他日将有放失难稽，湮没无闻者矣。……然则如余所见，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 学诚详细记载了他和戴震之间的每一句对话，这说明，这些对话在章学诚的脑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又说，戴震听了章的辨白以后“拂衣径去”，“明日”戴震将其所修《汾州府志》“示”学诚，并且说“庸史不解此创例也。” 这句话，恐怕对学诚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看7年前之学诚，在戴震面前的确只能唯唯诺诺。但在经过了7年的苦心攻学以后，学诚已经拈得了自家的学理，初步确立了“六经皆史论”的理论基石。以此他一改初次与戴震会面时的诺诺状，而敢于一申己意。对于史学，学诚又极自信，尝自谓： “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几。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分途，不相入也。”(《家书》) 同年，章、戴又有第三次见面。这一次见面章、戴虽然没有发生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