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的现代意义 许祖宁.docVIP

余秋雨的现代意义 许祖宁 1．　　 余秋雨的年纪不算小了，文笔又典雅畅达，很容易被看成是老派主流作家。但奇怪的是，十余年来，他在海内外华文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大量不同国籍和背景的青年，甚至少年，一批又一批地成了新增“余迷”，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经过多年观察和对比，发现余秋雨已经把一种完整的“现代性”变作了自己的生命方式。他比许多表面上很现代的年轻作家更现代。　　 法国社会观察家 L·申恩教授在1996年发表的《从巴黎到法兰克福》一文中指出：“在二十世纪后期的文化中，什么是最深刻的现代性？第一是大流浪所产生的无界感受；第二是寻根以后的失根状态；第三是逃离特权后的孤独体验；第四是保持格调却又关注流行的边际生态。”　　 由此可见，精神文化上的“现代性”，与经济建设中的“现代化”有根本的差别，也与艺术技巧上的“现代手法”很不相同。　　 欧美的现代文化史证明，真正深刻的现代性，对广大民众来说一定是既陌生又熟悉的，因为大家其实都已经进入了现代。所以，真正深刻的现代性，大多会产生某种非主流方式的流行。　　 从申恩教授提出的“最深刻的现代性”四原则，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余秋雨。他的生态选择，早于这四原则的提出，而申恩教授似乎也不可能认识他，因此，看似巧合，却证明了一种重大精神过程的非偶然性。 ２．　　 “大流浪所产生的无界感受”，可以从余秋雨第一本流浪文集《文化苦旅》和最后一本流浪文集《行者无疆》这两本书的书名中得到最好的印证。“无界”和“无疆”，在外文中可以是一个字。　　 欧洲在前几个世纪就出现过一些以流浪、行吟为主要行为方式的艺术家，但是，二十世纪中期之后，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现代派流浪”，更着重于内在的精神流浪，其中包括着在不同时间段落和空间段落中的放逐和冲突。“在路上”，这个概念在现代文学中并不是指旅游，而是指当代人在辽阔的移动空间中的含泪嬉戏。　　 在华文领域，於梨华较早地表现了“现代派流浪”，然后很快，白先勇和三毛把这件事情做精彩了，立即产生巨大影响。白先勇是从中国历史的断裂处放逐出来的，他写尽了一个悲壮的流浪者群体“台北人”，而自己则在更远的流浪地美国西海岸品味着群体的流浪和个体的流浪。这种由大陆、台北、美国三度景深所组接成的空间流浪，折射着一场改朝换代、人事全非的时间流浪，实在具有一种宏伟的现代意义。紧接着白先勇，三毛用个人的冒险远行，使流浪成为一种生命行为。她的主要流浪地，是撒哈拉大沙漠，不仅是中华文化的陌生地带，而且也是现代文明的边缘地带，这就使一个最柔弱的东方生命接受了最粗犷的挑战和拷问。这种流浪，是从生命断裂的方式开始，更是以一种真正残忍的生命断裂方式结束，道尽了现代派流浪的险峻和悲哀。　　 如果说，白先勇的流浪是历史断裂处的脚印，三毛的流浪是生命断裂处的脚印，那么，余秋雨的流浪则是文化断裂处的脚印。　　 这是神秘力量的故意设计吗：让一个父辈血泪战场的叛逃者去追寻历史，让一个敏感江南家庭的叛逃者去追寻生命，让一个文革恐怖荒芜的叛逃者去追寻文化，三者都万里迢迢，三者都充满苍凉？　　 我的这种归纳显然不是牵强附会，因为我最早翻开《文化苦旅》台湾版时，第一页就是白先勇的极高评价，而在余秋雨的“自序”中，打眼就读到了三毛。　　 这是一脉希罕而又强劲的细流，在不同的远方用畅达而不艰涩的华文，演绎着最深刻的“现代派流浪”。　　 相比之下，余秋雨的文化流浪，在规模上比白先勇和三毛都大得多，甚至达到了一定的完整性。他一出发就决定了此行无界，因此几乎走遍了全世界。除了地理疆域之外，他还快速地穿越了专业学科的边界、学术和文学的边界、知性和感性的边界、古老和亲近的边界、历险和深思的边界、急就和精致的边界、荒芜和美丽的边界 …… 每一道边界的穿越，都会搅动一连串原有的森严壁垒，引发层层叠叠的所谓“争议”，但他连“争议”也穿越了，作为一个无悔的远行者，他不会理会路边小屋暗窗里那些惊恐而抱怨的眼神。　　 余秋雨从不为自己的思维和感受设限。他说，他对数千年的中华文化有一种崇敬和忧伤，但他在谈论中华文化的时候从来不受限于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相反，他时时保持着对这些主义的警惕。　　 他的这种状态，带来的第一效应是，不管是台湾读者还是海外读者，读他的书没有任何文化障碍，就像见到了一位已经共同相处很久的兄长和老师；带来的第二效应是，读者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地域环境中，读他的书，总能使胸襟越来越宽。　　 这也就是由流浪带来流行的原因。二十世纪后期的“现代派流浪”，几乎全由流浪带动流行，因为人们已经厌倦本土老曲，只有的流浪者的歌声才能打动每座城市的每个窗户。白先勇和三毛已经由流浪而流行了，余秋雨则在这方面开拓了新的境界。 ３．　　 “寻根以后的失根状态”，余秋雨表现得尤其充分。　　 在台湾，寻根的大手笔，有电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