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西理想主义者的歌者.docVIP

湘西理想主义者的歌者 　　在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里，我最喜欢的作家乃是当时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沈从文。虽言京派，但其和老舍等人用北京方言书写皇城根下的人事风情有着本质的不同。这位来自湘西凤凰县的作家在终其一生的写作中，血液里始终都携裹着边地的诗情画意，边地的淳朴美好，边地的淡淡哀愁。近代以来，农业文明日益受到挑战，少小离乡的沈从文在城市的工业文明中，很明显地感受到了都市的诟病，然而乡村的式微已是不可逆转之势，于是，沈从文的写作也就抹上了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综观沈从文所有的作品，其对理想主义的歌唱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前者着重营造健全唯美的湘西世界，一种即将逝去，却将长存于记忆深处的真善美；后者是对现代商业城市文明的一种尖锐讽刺。倘无前者的深沉之爱作底气，那么后者的讽刺也就未免失之于单薄和片面。因此，在这一爱一讽，一美一丑中，沈从文完成了他理想主义歌唱的二重奏。 　　前者的代表之作乃是1934年10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初版的中篇小说《边城》。小说在叙述了边城撑船的祖孙二人宁静自足的生活之余，亦袒现了风情之美，人性之美。沈从文自己也说这是一部充满了人文关怀的小说――“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漫卷诗书尽收眼底，除了美与淳朴，别无他言。这在描写都市的小说中是极其罕见的。即使写边城的烟花女子，也无都市中那种赤裸裸的钱肉交易。“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作妓女，也永远那么浑厚……人既相熟后，钱便在可有可无之间了……尤其是妇人，情感真挚痴到无可形容”。 　　小说主要写了少女翠翠的爱情故事，这种朦胧含蓄的情感是毫无功利得失之想的，因此与边城的风情达到了和谐的融合，仿佛如诗如画的梦境。最终，这种梦境以悲剧作为结局。朱光潜在《悲剧心理学》中说，美好的事物走向了毁灭是一种更加深沉的悲剧。我们与其说翠翠等待的那个人永远不回来，毋宁说是在城市文明的侵袭下，那种恬静温馨的乡土生活一去不返。“《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将作品的意蕴升华，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悲剧感就是一个由田园哺育，向土地索取的民族，在工业文明肆虐之时，茫然不见来时路的惆怅与失落。 　　20世纪30年代是个盛行乡土小说的时代。无论是“左联”作家叶紫，抑或有左翼倾向的吴组缃，还是所谓很有个性的芦焚（1946年后用笔名“师陀”），当时都以乡土小说蜚声文坛，然而大多是效劳于政治的应时之作。在一片反映农民血泪，农村衰败的激进革命文学声势中，沈从文的存在无疑是一个异数。很多年过去，政治环境已今非昔比，叶紫之流早已被人们淡忘，只能在文学史上略踞一席小地，而沈从文却能声名与日俱增，至少能说明周作人“人的文学”理论的正确性和大多读者对于美的期颐。 　　沈从文的作品除了《边城》、《三三》、《长河》这类乡土小说外，还有一类对于城市文明尖锐讽刺的小说，通过讽刺来暴露都市人的阉寺性。这类小说的代表作以《八骏图》堪称为绝。小说中，八骏实指在现代社会体系中处于较高等级的八位教授。旅居青岛的主人公达士先生在信中一一痛陈周围七位教授的性变态以及其虚伪嘴脸，然而在小说结束处，一点莫名其妙的性诱惑，竟让达士先生拍电报给未婚妻，称自己生病要休养几日，故推迟行期。一股辛辣的讽刺之气由是扑面而来。在这类作品的表面深究下去，不难发现是怀揣理想主义的沈从文，面对现实时，发现二者之间如鸿沟般的差距，便自觉地对都市人的劣根性进行批判。 　　不可否认，随着社会的发展，理想主义日益在我们的生活中散逸缺失。所谓理想主义，其实也就是一种古典主义。由于政治原因，沈从文默默无闻，而在八十年代竟能声名鹊起，甚至有的青年学者摒弃茅盾、巴金、郭沫若等人，将其与鲁迅、张爱玲、钱钟书并列为现代文学四大家。其才华固占很大分量，更重要的是时代的选择，毕竟， “人心都是倾向古典的。”人们厌倦了一排排林立的烟囱，湘西作为一个独特的世界，唤醒了人们记忆深处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人们厌倦了现代文明里的喧嚣、压抑与变态，沈从文的文本作为一个独特的承载体，传递了荷尔德林的那句经典名言―― 　　“人，应当诗意地栖居。” 　　 　　（作者单位：安徽省安庆大学附属中学）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