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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苗女服装刺绣符号刍议 　　苗族是我国古老的民族。由于分布面广，各部落之间互不统属，故服装形制、刺绣符号等不尽相同。此文仅涉及湘西吉首、花垣苗女服装刺绣符号。 　　 自清代雍正年间“改土归流”、政府指令“服装宜分男女”之后，男女服饰差别不仅拉大，而且男子服装与汉族差别极小，而女子服饰仍然保持传统款式：无衣领、满襟、过腰较大而长，衣袖较大而短，裤脚较大。衣服、裤脚刺绣符号基本上保留原始模样。所不同的是，长统花裙改为扇形短裙。 　　 苗女服装刺绣内容及花色，可以千差万别，但颈项圆形符号，以及衣襟、衣袖、裤脚、围裙等处的装饰符号是统一不变的模式。这种传承模式，萌发于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崛起了吏官文化，尤其在人文领域，一切以周王朝为中心，服饰有严格的等级制。而楚国则继承发展了灿烂的殷商巫文化的传统，这一传统优势经与苗族地域的巫文化吸收使之发扬光大，从而焕发出超群绝世的艺术创造力。同楚国其他地域一道，苗族人民创造了辉煌的服饰文化。屈原的《九歌》，在反映沅湘一带苗族祀神歌舞时，对其舞服进行了描述：“灵偃蹇兮姣服”（《东皇太一》），“华彩衣兮若英”（《云中君》），可见其舞姿“偃蹇”，舞服艳丽。而民俗事象必然折射苗族服饰的“彩色斑??布”。及至在历史长河的服饰流变中，大部“彩色”被彩色丝线刺绣符号所取代。但其文化属性为非科学的心理映象。因此，这种观念文化，不以抽象形式，而是以形象或符号出现。即刺绣形象与彩色布构成模式符号，正是苗女服装刺绣符号的一大特征。“在艺术中，符号就是思想的具体感性基础的袒露。〔苏〕鲍列夫，《美学》，第48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1986.6）” 　　 原始符号是原始文化的载体。有的是实用兼表意符号，有的是纯表意符号，有的一符多义，蕴含的信息量大，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因此借用符号学的研究与手段，多角度辨析刺绣装饰符号之谜，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衣服刺绣有三个相对独立的模块，即胸部和两袖。先谈胸部刺绣符号。 　　 1．文字符号 　　衣胸刺绣装饰呈几何形符号，攻克这类原始符号之谜，在学界尚属起步阶段。“别以为几何形纹饰符号是原始人的不经意所为，或仅仅是出于审美的装饰。其实几何形纹饰符号是史前文化符号的象征体系，内涵原始人的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与应用论。（张劲松，《中国史前符号与原始文化》，第13页，燕山出版社，北京，2001.3）” 　　 衣胸装饰之主绣花带（图1）呈几何形状，酷似甲骨文“河”字（图2）变形纹样，状若弯曲的河流，具有河字的象形与会意特征。绣女叫它“大花河干”，旁边较小的绣花带叫做“栏杆花瓣。”其形状及“河干”、“栏杆”均指河流或流域走栏。因此，依据象形文字、形象、以及口口相传，可以认定这几何形是甲骨文“河”字符号。可见这种文字符号，绝不是古人的随意之作，或仅仅出自纯审美动机。故河字符号具有极为深刻的文化内涵。 　　采撷相关文字符号、表达某种意义，用以装饰生活环境或衣物，在古代已经司空见惯。“中国文字，源于象形艺术，衍六书，既尽文字之用，而其结构仍不失艺术之价值，对于今世病其艰于流通，然中国一切艺术，无不基于文字。（邓散木，《篆刻学》，第一章、第一节、第2页，（人民美术出版社，北京，1978.3）”这说明古文字形义符号，用于服饰、只少有如下意义：一是提高其艺术品位和审美价值。二是借助其象形特征，表达某种深层的历史文化底蕴。 　　那么，如何破解河字符号之谜呢？我想应该涉及到苗族发祥的有关历史背景。 　　河南大汶口考古发掘证明，公元前三千七百年前――公元前二千五百年前，苗族居住于黄河、江淮流域一带，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业为辅。由于常年战争，苗族经历了七次大迁徙，形成了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以南蛮为主体，融合三苗、仡颛之一部，组成了湘西苗族。 　　 民族大迁徙历程，初始是沿黄河而下，兹摘抄民族史诗中几句苗语所指黄河及沿岸地名的诗句：“从务穹稀下去/从务穹萨下去/从务穹浓下去/从务酝下去……”（龙生庭等，《湘西苗族》，第120页，（《吉首大学学报》，吉首，1982.3）。从古到今，人们从声情并茂的咏唱中，深切感受到刻骨铭心的大迁徙，表现出民族的黄河情结。 　　情结。荣格最早使用，他认为情结是有关观念、情感和意象的综合体。后被弗洛伊德所采用，他认为情结是一种压抑而持续在无意识中活动的，以本能冲动为核心的欲望。 　　因此，甲骨文河字符号折射出湘西苗族的黄河情结。 　　然而，我们又不能将河字符号“情结”化。服装刺绣，毕竟离不开审美装饰动机和效果，要从美学高度、观念文化和一符多义去辨析。凡符合《易经》阴阳、方圆、三才思想的装饰符号（观念文化），就是顺天时地利，就是大美。 　　2、与《易经》相关的符号 　　古人认为生易同源。不研易不足以生存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