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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有待正名的酒器 　　安徽省博物馆收藏有一件宋代白釉“内酒”铭瓶，据说是1954年出土于安徽六安宋墓。瓶小口，卷唇，细颈，斜肩，长圆腹，下腹内收，平底微凹。胎体厚重，通体施白釉，器腹上部墨书“内酒”二字（图1）。 　　该瓶较少见于一般参考书，即见之者，据说也是根据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一文中对类似造型瓶子（并无铭文）的称谓，称其为“长瓶”。而对于“内酒”二字铭文的含义，一般文字说明则为“此瓶腹书‘内酒’，明确说明它是贮酒所用之瓶”。 　　 　　“内酒”考证 　　 　　 　　一、为了行文方便，以下遵从其“长瓶”之称。“内酒”二字，若按中文的行文用语习惯，从字面上来理解，应为“瓶子里装的是酒”或“此瓶是装酒用的”；若放在文句里，则意为“里面的酒”，如《梁书?刘杳传》记载刘杳和沈约讨论宗庙牺樽问题，沈约用郑玄旧说，认为牺樽上刻画凤凰尾，现无此种器物。刘杳却认为“此言未必可，按古者尊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但就铭文与器物功用关系而言，这个“内”字明显多此一举，即若为了说明其内所装之物，只需写上物名即可，根本无需于前面加一个“内”字。如河南洛阳汉墓出土的数个陶罐上分别书有“盐”、“豉”等字（图2），又如图3（见刘良佑著《中国工艺美术》139页）的北宋“酒”铭盖梅瓶。所谓见则直下便见，拟思即差，何故？字义炳然也。 　　 　　二、那么此“内酒”当为何意呢？我认为是酒名，是某地、某机构专产的酒名，确切地说，是南宋时被认为是“天下第一”的“内酒”。据南宋时期刊刻的《袖中锦》一书（太平老人撰）在“天下第一”条文中列举宋代各地以及与宋并世的契丹、西夏、高丽等国的著名特产，“监书、内酒、端砚……京师妇人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此书刊刻于南宋，撰者年代用语应相对可靠，其中所罗列的条目，也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图4）。如“监书”即监本，又称监刻本，是指历代国子监（封建王朝的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简称“国学”)刻印之书本。南宋时，国子监重建于杭州，利用当地为雕版印刷中心的条件，翻刻了许多书籍，故世以浙本、杭本为佳。如著名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在南渡避难时就“先去书之重大印本者”，“后又去书之监本者”。 　　行文至此，有个概念必须梳理清楚。“天下第一”条目中的内酒，应即“内酒”铭瓶中所载之酒，也即宋代内酒坊或法酒库监制的酒，可能是糯米酒或其他。但作为酒瓶的“长瓶”铭文除了说明所载酒名外，器物本身则是指内酒坊或法酒库这两个监当局之用器。这是酒名和器名所属的两个不同概念。 　　 　　三、据史书记载，宋承唐制，沿置光禄寺，主官有判寺事一人，掌供祠祭酒醴、果实、脯醢、酰菹、薪炭及点馔、进胙。元丰改制，以光禄卿、少卿为正副主官，丞助理寺务。下领太官令、太官物料库、内酒坊、法酒库、油醋库、翰林司、牛羊司、牛羊供应所、奶酪院、外物料库等。其中内酒坊，北宋初加“内”字（《分纪》卷44）。在东京（北宋首都，今开封市）内城外西北隅，掌造法糯酒、糯酒、常料酒三等。法糯酒奉祠祭，以代五齐、三酒。常料酒给诸军、吏人及工技人。监内酒坊官三人，监门官二人，酒匠十九人，兵校一百三十九人，掌库十四人（《宋会要?方域》之49、50）。而法酒库，别名“内库法酒”，设于内酒坊，造法酒曲而置法酒库，掌造供御及祠祭、给赐臣僚法酒。与之相应，三法酒名为供御酒、祠祭酒、常供酒，凡祠祭，以代五齐、三酒。设监法酒库官三人（由京朝官、内侍或诸司使副分充），监门二人，酒匠十四人。兵校一百十人（《宋会要?食货》五十二之1“法酒库”）。简言之，前者掌造酒以供邦国日常之用，后者职掌按照法式发放制酒原料，检查酒的质量，严格掌握出纳制度，经备供应宫廷及祭祀、给赐之用。“宋代的内酒坊和法酒库，实际上取代了以前的良酝署，产酒量大大提高了，据《宋史?职官志》：‘若造酒以待供进及祭祀、给赐，则法酒库掌之；……内酒坊惟造酒，以待余用’，实力相当雄厚”（见万伟成《中华酒经》270页）。 　　宋代酿酒业进步，名酒繁多，从酿酒原料看，宋代以前酿酒多用黍和秫黍，宋代酿酒则多用糯米。如熙宁七年（1074年），东京酒户岁用糯米30万石，还未包括京城的法酒库和内酒坊公用酿酒所用的糯米，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由内酒坊及法酒库监制的酒，“不仅拥有高水平的酿酒工匠，还要有原料的质量保证，如内酒坊军用糯米8000石，专门指定由安徽寿州供应，这原料基地当然经过挑选的”（见齐士、赵仕祥著《中华酒文化史话》）。寿州即今寿县，位于安徽省中部，战国时为楚寿春邑。秦置寿春县，为九江郡治。东晋孝武帝时以避郑后讳，改寿阳县。北魏复名寿春县。唐、宋为寿州治。元为安丰路治，明初为寿州治，以寿春县省入州。1912年改为寿县。寿县因旧属寿州而得名。 　　 　　实际上，“内酒”作为酒官（职），早于周代已经出现，如河南洛阳金村出土的青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