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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友情的名义 　　1 　　 　　 大一那年，师娘担任我们的听力课教师。上第一堂课的时候，铃声已经响过了好一会儿，学生们齐刷刷地坐在了课桌前，老师却没来。大家开始交头接耳，班长站起来了，准备出去问一问，这时候，教室门“哐”的一声被撞开了，一颗毛蓬蓬的头带着一个瘦小的身躯飞了进来，眨眼之间，飘落在讲台前。“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身形尚未落稳，一个看起来２０出头的女生便一边不住声地道歉，一边从随身背的大挎包里向外掏，教课书，笔记本，磁带，影碟，标号笔，转瞬功夫，摆了满满一桌子。东西掏完了，道歉也停下了，她一脸无辜地告诉大家：“昨晚备课太兴奋了，怎么也睡不着，结果今天早晨又醒不了――”她抬手看了看腕上的卡通大表，继续说道：“迟到了２分５９秒，如果大家愿意，我们可以推迟下课时间，把损失补回来――”教室里响起一片嘘声，她露出满意的微笑，继续道：“我知道谁也不愿意晚下课，那我就晚自习时到教室来给同学们解答疑问。再有，迟到的事谁也不许说出去，要是被教务处扣了奖金我就更睡不着觉了。各位不要逼我恶性循环。”在大家的瞠目结舌之中，师娘的第一堂听力课开始了。 　　那堂课准时下课，晚自习的时候她果然来了。仍然是乱蓬蓬的头发和装得鼓鼓的大挎包，挎包里掏出了为大家推荐的杂志和影碟。她说，中学时为了高考，人人都成了井底之蛙，进了大学校门眼界一定要变宽些。这话如果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难免会引人反感，但通过这一天的接触，大家似乎很快适应了她大大咧咧、我行我素的风格，所以一挎包的东西马上就被瓜分干净了。看着大家这么捧场，她说：“别忘了，‘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啊！”说时，脸上带着孩子般狡黠的笑。大家受了她的感染，起哄地说：“没―问―题！” 　　她几乎每天晚自习都来一遍，解答了几个学生提问，在教室里转了几圈，走了。相处久了，就有大胆的同学开始问她一些“私人问题”。对每个问题她都痛痛快快地交待。她说，她２８岁，已婚，丈夫是本校中文系的老师，现在北京进修，她的家在学校的教工宿舍楼，每天晚饭后一个人没事儿到教室里转转当散步了。她的回答坦白、真实，但是显然过于简单。 　　 　　2 　　 　　我坐在教室最末一排的座位上，远远地、若有所思地看着师娘。粗枝大叶的她正在热烈地向大家推介朱丽娅?罗伯茨的《似是故人来》。她不知道，关于她的底细，一位上两届的中文系老乡已经跟我透露得十分详细。老乡告诉我，这个小鹿老师虽然不拘小节、心直口快，但是课却讲得很好，加之她胸无城府、待人热情，在学生中很有人缘。不过，她能在这个校园里引人注目却是借了另外一个人的光。那个人就是她的老公，本校最有名气、最有魅力的青年才俊汪博含老师。据说，每次逢上她老公的课，教室里就会突然冒出许多外系“汪迷”女生。她老公每次只要稍显睿智、幽默地旁征博引一下，就会有女生在下面痴迷地感叹，那场面十分夸张。我还听老乡说，当年他们结婚的消息曾经令数名女生痛心得险些退学，她们说，不是说偶像不能结婚，而是要看他跟谁结婚。不单是那些意乱情迷的女学生，有些女教师也不理解，这么出色的一个男人怎么会选择那么普通的一个女人为妻呢？这个看上去迷迷糊糊、邋邋遢遢的小女人究竟是借了哪方神明的力量？答案迟迟没有寻得，这个幸运得遭人嫉妒的小女人已经被人醋溜溜地称为师娘了。这个称谓后来流传开来，而且几乎替代了其它所有正统的称谓。 　　我的那位老乡显然也是“汪迷”之一，她说，你只要看到汪老师一眼，就会被他深深吸引的。我当然不信，问老乡有没有汪老师的照片。没想到一提到照片，老乡立刻显得十分气恼，她说本来有一次联欢会上她和几个女生已经和汪老师合影了，可其中一个女生只给自己冲洗了一张照片，就说把底片弄丢了。“你说，她这不是明摆着要独吞吗？”老乡说的时候面孔涨得绯红。 　　我开玩笑地说：“至于吗？不就是一个花心帅哥嘛。” 　　老乡面孔更红了，气愤地辩解道：“谁说他花心？他很骄傲的，我们是他本系的学生才偶尔有机会跟他说话的。像你这样的女生啊，恐怕他都不会正眼看你的！” 　　像我这样的女生？我是怎样的一个女生？因为外貌平庸、心智中等、来自小地方的寻常人家就命中注定是一辈子都借不到水晶鞋的灰姑娘，对吗？我如此努力挤进这座都市、挤进这座象牙塔，却只能永远充当那些优秀的人、那些美丽的风景、那些光明的未来的可怜看客，对吗？！老乡无意间触伤了我的痛处却浑然不觉，而我，则在心里默默跟她打了一个赌，一个充满挑战意味的赌。 　　我知道，还有两个月，那个男主角就要回来了。 　　 　　3 　　 　　直到现在，我还不能确定，我和师娘的友谊之树最初植根的究竟是怎样一块心田。我知道，这种不确定源自我故意的模糊和遗忘。而这种“故意”，又成为一种尴尬、难堪、痛楚的提醒，与我终生相随。 　　是从哪天起，我开始成为晚自习上问题最多的学生？师娘注意到了我的勤学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