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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谈辽太祖立国开元大银钱 　　贵刊《收藏界》2010年第4期，刊文《契丹国立国开元大银币》（“神册万年”），读后感到有多处值得商榷。 　　一、辽太祖阿保机于公元916年建契丹国，开元大银钱不是“神册万年”，而应是“神册元年”钱（图1），该钱也为银质。“××万年”、“××万岁”这类钱，按华光普先生把它归类为“宫钱”或“庆典钱”，如南宋“绍定万岁”、金“泰和万年”、辽“皇帝万岁”等等。另见有“神册通宝”、“神册元宝”钱，也当为辽太祖建元神册年间所铸，它归为行用钱，也可称开元所铸之钱。至于“神册万年”以及还有“大辽神册”诸钱，是铸于建国初还是以后的神册七年间（916-922年），尚有待进一步考证。契丹文（文字）创制于神册六年（公元921年），因此，凡见有契丹文字的“神册元年”也包括带有契丹文字的“神册万年”等钱，应区别对待，可能晚于立国时所铸，或为补铸，或同朝后期所铸，即并非“元年”或早于神册六年之前所铸。有些辽（契丹）钱，既不属契丹大字，也不属契丹小字，而是沿于辽（契丹）立国之前更早时期的北方“俗写文字”。因此，以汉字隶书之类增减损而创制的契丹大字，以其独特的增损笔手法，对契丹（辽）汉文年号钱和非年号钱钱文书写都产生了一定影响。这也就是我们所见到的辽（契丹）钱文中增笔字、减笔字，应区别于契丹文。 　　二、《契丹国立国开元大银币》一文作者所示“神册万年”大银钱，恰笔者手中也捧有一枚，两枚基本相同（图2）。该钱背纹穿上“丹”字多两点，写作“”，作者误认为它是契丹文，并释为汉文的“单”字，然后去查《康熙字典》“单”字的释义，又把它和“单于”联系在一起，称“丹”字即为天子、皇帝之意，此乃曲解误也。“丹”字上面多两点并非为契丹文，而是汉文“丹”的多笔字，仍念丹，契丹之意。如“大丹万年”大银钱（图3），在丹字上面也多有两点，且一撇为反勾，是汉字丹的异体字；再如“神册年”大银钱（图4），面文“”少一横，写成“”，为少笔字，背纹穿上“丹”字上多一点，也为汉文“丹”的异体字。此外，在辽钱中还有也是多笔字和少笔字，诸如“大康通宝”大银钱（图5）、“神历元宝”小平钱（图6），钱文繁体“宝”字也多笔，“宀”部从“穴”，写成“”。过去有的泉家不识其意，便释为这种钱是专为死人而铸的瘗埋之物（冥币），实乃误也。另见还有“康国通宝”大钱（图7），钱文四字每字都少一笔，写成“”、“”、“”、“”，字义不变，仍为汉字异形体。 　　三、辽是一个富银国度，所铸大银钱（也少有同版小平钱），属纪念币性质，所铸数量极少，并不像作者所说属流通性质，拿此钱“以银两市酒”，成其铸制银币的目的。契丹文在境内或边埠进行贸易活动，早期仍为以物易物为主，与中原交易也有用银两（白银），但绝不以这种纪念币当钱花，也没有比值关系。这些特铸的银币多为富人和权贵所占有，以显示其身份、地位和富有，死后瘗埋于地下，“视死如生”。这些观点，在钱币学家李卫先生的著述中已做了考证（见《辽金钱币》一书）。 　　四、不能因“神册万年”为右旋读来论证和推断它属辽钱，如这样，当遇到其他不是右旋读的辽钱时就可能让人犯糊涂，诸如：“皇帝万岁”大银钱，既无年号又无国号，是一枚反时针方向（左旋读）辽钱；“乾统通宝”为对读，“绍兴元宝”（小平）以及“崇福通宝”（小平）也为对读，都是辽钱，判断一个钱币属于哪个朝代，读法既不是唯一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或充分条件。如契丹文的“天朝万顺”大钱，它自身就有三种读法。 　　五、最后再说标题，“契丹立国”“立”一提法并不准确。据考证，契丹遥辇氏在公元726-906年就建契丹汗国，此间铸有“契丹元宝”、“大丹重宝”、“开丹圣宝”、“大丹国宝”、“丹贴巡宝”等若干带有“丹”字的钱币。契丹之称始于魏，契丹族初兴于公元114年至390年，契丹八部存于390-618年，契丹部族联盟是从619年至736年，前已述，建契丹遥辇汗国是在736-906年。公元907年春正月庚寅，迭刺部夷离耶律阿保机取代了遥辇氏可汗，自称天皇帝，但未建年号。于公元916年春二月，在龙州开黄殿建契丹国，上尊号称大圣大明天皇帝，建（改）元神册（注意，史书都是把建和改同时用，并加括号），其后国号时称大辽，时称契丹（建国初称契丹，947年改称辽，983年复称契丹），由于它兴于潢水，也称辽水，故称大辽国，《辽史》把阿保机称为辽太祖。所以说“契丹立国”，还不如说“辽太祖建契丹国”更为确切，是特指的这段历史。 　　结束语：据笔者所见，目前所发现的辽钱品类是很丰富的，远超于所谓的“上八品”、“下八品”，有很多是钱谱失载之品，尤鲜为人知。仅银质钱币就有几十种之多。据李卫先生所言，辽铸银质钱币远多于中原各朝，另外还有一些金质钱币。辽钱的银质币含银量，据测定一般都比较高，如“大康通宝”大银钱（注意它的“通”字也多笔、也少笔），含银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