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捐输在清朝财政体系中的作用精选.docVIP

浅析捐输在清朝财政体系中的作用 [摘要]清代的捐输在实施之初，对清政府解决财政困难或支持地方公益事业都起到了辅助和补充的作用。但是至咸同年间，捐输不仅成为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而且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时的捐输已经不再是商民士绅的一种自愿的报效行为，而是成为清政府的另一种税收形式。 [关键词]清朝；捐输；咸同年间；财政 捐输并不是清代才开始有的，自汉以来，历代的一些统治者为了达到各自的某种目的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举办过。在清代，凡按政府规定捐官办法输纳的银两，或对地方兴修文庙、域地及其他公共建筑物捐献银两，或向朝廷报效银两，统称捐输。也就是说，捐输是清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如国家庆典、军务、赈灾、河防等工程建设之需）或因地方公益事项（如修建书院、修建文庙等），发动绅商士民捐出一定数额的银粮钱物作为“报效”政府的途径，政府回报以某种奖励和议叙（或于个人封官赏爵衔，或于地方增广学额）的一种筹措经费的策略和举措。 清中前期的捐输一方面是商民士绅向朝廷报效，另一方面则主要是对地方公益事业捐献财物。在报效朝廷方面，如遇有国家庆典、筹集军饷、皇帝巡幸、工程建设等浩繁开支，清廷都曾准许巨商富民捐款报效，举办临时性捐输。如顺治二年（1645）豫亲王多铎南征，安徽祁门商人汪文德、文健兄弟捐银三十万两“犒师”。著名皇商介休范氏，在康雍乾三朝，出私财支援军需，并输送大批军粮到西征准噶尔前线。乾隆帝六次南巡江浙，两淮盐商承办差务，每次捐银百万两；两浙、长芦盐商亦捐献数十万两。再如嘉庆九年（1804），广东盐商温永裕就会同行商潘致祥以盐商和行商两大商人的名义各捐银20万两，作为清政府修理黄河堤岸工程的费用。[1]而在地方公益事业上，如地方修建文庙，修筑水利或者遇到灾荒之年，捐输之事除了以钱粮助赈之外，还包括设粥、平粜、安置流民、收幼孩、施衣、施药、施棺等。如乾隆十七年（1752），山西蒲州、解州等地发生旱灾，平阳一些绅衿即捐输银两。[2]此外，地方的公益事项还包括对教育事业的支持即对书院的扶持。据统计，清代由民间捐资兴建书院的比例就达到了42.84%。[3]由于创建、修复书院需要大笔经费，而民办书院的创建经费基本上完全通过民间捐输渠道来筹措，[4]所以，民办书院比例之大可以充分说明民间捐输对清代书院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清前期捐输在各方面都对清的财政起到了辅助作用。 为了鼓励民间积极捐输，清政府采取了各种办法：第一，不断出台鼓励民间捐输的条例。如顺治十年（1653），谕令士民捐助赈米五十石或银百两者，地方官给匾旌奖；捐米100石或银200两者，给九品顶戴；捐多者递加品级。雍正二年（1724），又定例捐米满10石以上给以花红，30石以上奖以匾额，三四百石者奏闻赏给八品顶戴。乾隆十六年（1751），吏部又奏定捐资助赈奖励条款，其中捐银不及300两者令督抚量给匾额花红以示鼓励。捐数至300两以上者，由吏部按银数分等差议叙。[5](P813)清廷还颁布了《捐输义述章程》，明确规定：“绅民人等有乐善好施，急公报效，与义述例相符者，准予议述。”[6]奖励议叙是刺激捐输的重要手段。如对书院、学校的捐输者进行奖励，根据其捐输的多少奖励出身或官职。据清代萧振声的《浏东狮山书院志·捐输》载：咸丰元年（1861）为浏阳狮山书院捐资者获得奖励的情况：“捐银三百两以上之童生汤绍纯、马曙二名，各给予八品顶戴。捐银二百两以上之童生王应瑶等……各给予九品顶戴。”中国自古就有修史的传统，将历史大事都记录下来，既能表彰或告诫当代人，又能激励后世。古代的地方志往往详细地记载着某年某月某人捐给书院的银两、房屋和其他物品。如嘉庆《广西通志》就记载了乾隆四十七年（1782），广西巡抚朱椿兴捐银买田资助广西秀峰宣成书院；又乾隆四十八年（1783），桂林全州知州陈肇辂捐田资助清湘书院等。[7]书院本身也“勒其名于石”，以“彰其事于世”的树碑立传，其目的在于张扬捐资者的善举，并规劝后世。不仅如此，有的地方还为捐资者建立祠堂，每年祭祀。如清代罗汝廉《浏阳洞溪书院志》记载的为其捐资创建者张良赞夫妇建“崇义祠”，向后世宣讲其助学义举。这些措施极大地迎合了中国人重名声、讲面子的心理，使得为书院捐款成为绅士们乐此不疲的追求。第二，积极劝捐，即地方官向民劝谕捐输。劝捐方法非常重要，如同陆曾禹所言：“劝输之道不一，握其要则民输恐后，失其方虽官索不输。”[8](P344)如果被劝富户实有蓄积而不乐于捐助者，或者捐助极少者，地方官会亲往劝说。劝捐时要注意不激不挠，以礼相待，循循善诱，用乡谊乡情或阴阳获报之说打动对方，绝对不可强行勒捐。[9](P32)第三，实行零捐制度。具体办法是无论在城在乡，劝令各户每日捐钱捐米，数量随意，积少成多。晚清又有塔捐图式，与零捐办法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