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PDFVIP

第17 卷 第3 期 衡水学院学报 Vol. 17, No. 3 2015 年6 月 Journal of Hengshui University Jun. 2015 《董仲舒与儒学研究》栏目特约主持人按语： 秦汉大变局两个标志性事件就是，始皇帝推行郡县制度与董仲舒力挺儒家思想。李存山教授指出，董子 “大一统”则是对秦郡县制的肯定，其“任德教而不任刑”的主张是对秦政“废德教而任刑罚”“以法为教， 以吏为师”的反动，董子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有机结合，这些都很有识见，但把“阳尊阴卑”等同于 “绝对服从”仍可商讨。秦汉中央集权建立后，如何防止皇帝独揽朝纲，董仲舒推明公羊家思想而设计出一套 “屈君申天”的天人感应系统。所以成中英教授把董仲舒学说看作一套将政治学、形上学、历史学相结合的政 治管理哲学，是现代生态化的管理体系，能够将很多对象视为互有关联的事物。作为董子后裔，董金裕教授以 为，其“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的思想一旦实施则“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在今天仍有助于合理分配资源， 消弭贫富差距。钱耕森教授一反牟宗三、杜维明“儒学三期说”，而把董仲舒视为儒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一 座丰碑，他开启了儒学发展史上一个新阶段，是第二期儒学即汉儒的最早、最大的代表人物。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顾问、衡水学院特聘教授 余治平博士 DOI: 10.3969/j.issn.1673-2065.2015.03.002 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继承和损益 李 存 山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秦汉间的大变局中与时俱进，继承了先秦儒学的“常道”，如崇尚 道德、仁爱精神、以民为本、和谐社会等等，同时也有所“损益”，实现了儒家文化与“汉承秦制”的整合。这为我们传 承和弘扬儒家文化的优秀传统，并且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作出创造性的诠释和创新性的发展，提 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借鉴。 关键词：董仲舒；先秦儒学；继承；损益；中国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B23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065(20 15)03-0003-07 《论语·为政》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 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这里的“因”就是相因继承，可谓中国文化之“常”；而 “损益”就是减损和增益，可谓中国文化之“变”。张岱年先生曾说：“惟用‘对理法’(按：即辩证法) ，才 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 [1] 见于文化之同。” 在张先生所讲“整与分”“变与常”“异与同”的文化辩证法中，最重要的当属“变与 常”。而“常”就是孔子所说的相“因”继承，“变”就是孔子所说的“损益”发展。 清代的史学家赵翼曾称“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 《廿二史札记》卷二) 。这个“变局”从官制上说，就 是从以前的“世卿世禄”改变为“布衣将相”之局；而其所以有这一官制的变化，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政治制度 从以前的“封建制”改变为君主集权的“郡县制”，此即所谓“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汉承秦制，改立郡 县，主有专已之威，臣无百年之柄”( 《后汉书·班彪列传》) 。在这一变局中，汉代儒家对先秦儒学既有相因 继承也有损益发展。董仲舒在汉代“为群儒首”，他的思想即体现了儒家文化之“变与常”的辩证法。由此来 分析和评价董仲舒的思想，既可以肯定董仲舒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又可以为当今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弘 扬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和历史借鉴。 收稿日期：2015-04-12 作者简介：李存山(1951-)，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4 衡水学院学报投稿平台:/ 第17 卷 一、秦汉间的思想文化转型 “汉承秦制”，此“秦制”发端于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故汉代的王充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 ( 《论衡·书解》) 。在商鞅变法的措施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