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济学的文化本位及中国经济学的建构-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doc

论经济学的文化本位及中国经济学的建构* 摘 要：本文尝试明确文化最初的本位含义及其鲜明的经济学思想内涵，初步论证了作为文化本位的经济学思想既是对于社会文明发展核心理念的总结和概括，同时经济学思想的发展、创新也受制于文化发展的束缚。并以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经济学学科化发展相互关系的典型分析，探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对的传统文化理念的局限；指出中国经济学建构中传统文化本位的滞后是必须克服的难题，克服的途径是文化及经济学本身所必须经历的二次否定和三次整合。 关键词：文化，文化本位，中国经济学 作 者：张建君（1969-），甘肃靖远人，中共甘肃省委党校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通信地址：中国人民大学品园4#楼124室 [北京 100872]；TELE-mail:Zjjism@ 一、问题的提出 建构的中国经济学，是经济学作为学科在中国发展以来的一个老问题。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学者就在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问题。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唐庆增、马寅初等都探讨过中国经济学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并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思想差异的比较中，探讨中国经济学落后的原因，寻求中国经济学的发展道路。马先生在其《通货新论》一书的结尾，：“惟中国传统的思想，已不能适应世界潮流，非加以改造不可。”（P273）P4）P15）(。《易经》有云：“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6]（P188）天之有征，天文也；人之行止，人文也。文实同“纹”，以其行止存也，此乃文之初谓。所谓“化”者，乃据人之行止平措天下，以教所循也。所以称周之先祖为文人，就在于周的先祖契教民以稼穑，遂使民生（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发展原始种植业解决了百姓的生计问题），所以景形影止，民乐从之。文在其中，化在其外，道括其中。可见文化之初并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而是从人类生存、发展的角度总结和概括社会生产生活的方式，文化的问题首先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因此文化的理性也不可能是空想或者玄妙的奇谈怪论。社会生产生活的经验一旦得到理性的表达就形成了脱离社会实践形式化的文化。是以老子不言，道法自然，文之本位在人也，化在其中；孔子崇教，率叹化之不行，概文之不立也。至使孔子困匡有云：“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世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7]（p188）。这里的“斯文”其实就是周文化的实质与命脉，即文化的道之所在也。因此，当达巷党人说，孔子很伟大，学识渊博，可惜没有成名的专长。孔子听到这些议论后，对他的学生说：“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7]（P186）表面意思是：“我干什么呢？驾车呢？射箭呢？我驾车好了。”如果有人认为孔子是在二者之中选择驾车的生计，那就彻底地错了。孔子这里的真实意思是体道达物，无所逾矩，而达巷党人之问何其愚也。而孔子之“得意忘言”，亦注定了文化走上了一条远离本位的不归之路。由此可见，文化之初并非像现在这样复杂。后世的发展，虽然煌煌可观，自有其先进性蕴育其中，并是历史的必然；但不能不说得鱼忘筌，得意忘言，得意忘形（本体）亦其中之必然。 中国文化的真正本位，是因之生产、生活的实践；而老、孔为之立论。然真正矫枉过正，正本清源，阐明文化之本位者乃司马迁。司马迁在《史记·礼书》、《史记·乐书》中所反映的：礼者养也，乐者化也，礼以畜人，乐以化人，文化即“礼乐之谓也”的思想，正是对文化发源的本位考察，也明确反映出对中国文化肇始的本位思考。“文明以止”，观察人的行止，知何所宜为，何所宜止。个人行止，如木之纹；群体行止，如木之理。故在人曰文，在群曰礼，纹明而理清，畜人之道存也！是以司马迁《史记·周本纪》讲契之天下为公，乃“文明以止”的生活本然[8]。孔子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乃“群行之礼”，道之所在也。及至以乐化人，纹明而理清，人而有感，感有喜怒衰乐七情六欲，静而无声，动而有形，何以克之，乃乐也。浩浩漫漫，播撒于天地之间，钟物之声，若春雨之润。循礼而发，遂能化育天下，所以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文明礼，礼人畜人，生存之道在也；明礼成乐，乐以化人，化成天下之法存也。这就是文化本位的初创。文明发轫，字以载纹，论以明理，文遂远其本位；曲以记乐，歌为唱答，乐遂半失化育之功能。迨至其后，得鱼忘筌者，竞成为中国文化之一大奇观。在“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的苦苦追寻中，着意于历代圣人的微言大义，道之所在；而实失文化的生产、生活方式之本位。甚至在社会生产和生活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社会最精英的部分仍然抱着旧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所形成的观念，斥责新事物使“礼崩乐坏。”尤其是历朝历代，将礼、乐形式化、制度化的结果，更是导致了中华文明创造精神和进步动力的全面萎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