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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视野下的侦查权重构 毛立新 现代侦查权是一种法治化的权力。法治，以其强大的意识力量和制度力量，塑造着现代侦查 权的基本面目。反思我国现行侦查制度，侦查法治化依然任重道远。当务之急，是根据法治的要 求，全面重构侦查权。下面，笔者以公安机关侦查权为例，从分权与制衡、规则与裁量、正当与有效 等三个方面，讨论一下我国侦查权重构的若干问题。 一、分权与制衡 “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因而，“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①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 体现了分权制衡的一些要求。但与西方法治国家不同，我国对侦查权的外部制约，主要通过检察 监督来进行，法官并不介入侦查。因而，分权制衡仍很有限，侦查权过度集中于公安机关的问题十 分明显。主要表现：(1)除逮捕须经检察机关批准外，其他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手段，如拘留、搜 查、扣押、冻结、查封、秘密监听等，仍由公安机关自行决定，事先不需司法授权，事后不受司法审 查；(2)侦检分立，检察机关对侦查没有指挥控制权，只能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立案监督等 间接、被动的方式实施监督，效果十分有限。比如在立案监督中，虽然检察机关有权通知公安机关 立案，但如果公安机关立而不侦、侦而不立或先立后撤等，检察机关也无可奈何。在审查起诉中， 对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一些公安机关也以种种理由消极应付，甚至直接将案卷原封不 动退回，从而严重影响办案质量和追诉效果。 权力过分集中，极易造成权力滥用。在我国侦查实践中，刑讯逼供、非法取证、超期羁押、滥用 强制措施等问题屡禁不止，概与上述权力配置相关。如超期羁押问题，表面看，是司法人员人权观 念不强、程序意识不高的问题，但在根本上，实与未决羁押权的配置密切有关。具体表现为：(1)强 制措施与羁押未分离，羁押成为拘留、逮捕后的当然状态和自然延续。(2)无论是羁押实施或延 长，均不存在中立司法机构的审查和授权，而由侦控机关自行决定或批准。(3)羁押场所完全由 公安机关控制。②这种权力格局，给侦控机关出于追诉需要而滥施羁押、超期羁押提供了制度上的 便利。因而，治理超期羁押，如不从制度上加以改造，而继续沿用自上而下的行政式、运动式治理， 必然无法根本解决问题。 再如滥用强制措施，在根本上也是个权力配置不当的问题。由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都拥有 独立的强制措施决定权(公安机关逮捕除外)，就难以完全避免侦控机关为方便侦查、起诉，而滥用 强制措施，甚至用以打击证人、辩护人、被害人。如在佘祥林冤案中，公安机关为掩盖侦查错误，不 ①[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②陈瑞华：《程序性制裁理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第89—9l页。 一286— 法治视野下的侦查权重构 惜对为佘祥林申诉、作证的佘祥林母亲杨五香(关押10个月)、长兄余锁林(关押41天)，及村民聂 麦清(关押3个月)采取强制措施，以迫使他们不再上访和作证。另外，一些侦控机关动辄利用刑 法第306条规定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对辩护律师立案侦查、 采取强制措施，致使许多无辜律师出了法庭就进看守所。而事实证明，大多数被追究的律师最后 均被宣告无罪。可见，如果权力过于集中，则不仅无法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连证人、辩护人、被 害人的权益也岌岌可危。 要根本解决问题，就必须从制度上人手，对我国强制侦查权进行重构，通过分权制衡，实现以 权制权、以法制权，有效保障公民权利。主要措施包括： 1．分解强制侦查权，实行令状主义。在法治国家，强制侦查行为的裁决权、羁押权等，因涉及 对公民人身、财产等宪法性权利的严重侵犯，因而均属“法官保留”的职权。①正如1994年世界刑 法学协会第15届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8条所指出：“影响被告 人基本权利的任何政府措施，包括警察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有法官授权，并且可接受司法审查。”② 侦查机关作为行政机关，只宜保留申请权、执行权，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强制侦查权。在我国，可 考虑设立侦查法官制度，由侦查法官对是否准许使用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