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劝学论福泽谕吉之名分观.docVIP

從《勸學》論福澤諭吉之名分觀 一、前言 福澤諭吉（一九三四~一九○一），為近代日本最具影響力及代表性的啟蒙思想家、評論家、教育家。《勸學》是福澤諭吉一生將近六十種著書中，全盛時期的主要著作。在《勸學》的內容裡面，我們可以發現福澤諭吉對「名分」的觀念是抱持著反對的態度的，他認為「名分」只是一種徒具形式的限制，是強者用來制御弱小者的工具，只會給人帶來種種的限制以及給社會帶來諸多的弊病，因此他極力反對門閥及封建制度，這和中國傳統儒家重視「正名」的觀念是有所出入的。本文將試著從福澤諭吉的個人性格、成長經歷及社會時局等三方面來加以探討，以明福澤諭吉此種名分觀念的成因。 二、福澤諭吉與《勸學》簡介 福澤諭吉出生於大阪堂島的中津藏屋敷，父親為九州大分縣中津奧平藩的武士福澤百助，母親為同藩的武士橋本濱右衛門之長女，名為於順。福澤諭吉幼年時不喜讀書，於十四、五歲時因見同齡之人皆有接受教育，反觀自己沒有接受教育故覺得有些羞愧，因而才開始到漢學塾念書，也因此對學習慢慢產生了興趣及信心。十九歲時因厭惡中津侷促狹隘的鄉下氣息，前往長崎半工半讀學習「蘭學」，約一年後到江戶（今東京）求學途中，因兄長的意見而留在大阪，並進入名師緒方洪庵的醫學塾進修蘭學。兩年後他在江戶藩邸講授蘭學，因深感學習英文的重要性，獨自開始學習英語。一八六○年，他有機會當軍艦奉行的侍從搭乘洋式軍艦渡美。維新時再度赴美、歐旅行，帶回很多洋書，為日本的文明開化領航。 福澤諭吉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文明開化」。他嚴厲批判日本的封建思想，培養了日本國民「獨立自主」的風氣。此外他不只辦學、設立「應慶義塾」，還進一步利用《時事新報》等大眾傳播媒體，教育日本社會全體成為「文明國民」，成為重要的教育家。 《勸學》是福澤諭吉一生將近六十種著書中，全盛時期的主要著作。他在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二月到明治九年十一月用了近五年時間，寫成十七編出版成冊。最初原打算只寫初編一冊，為了應讀者的需要，繼續寫下第二編、三編，每集銷售量均超過二十萬本，十七冊的總銷售量為三百四十萬本。當時日本人口僅三千五百萬，可見《勸學》的風行。 在《勸學》一書中，福澤對於受西潮衝擊的日本同胞震聾發瞶，諄諄善誘人們應致力於實學的學習，不管是和、漢、洋的學問均能活用於世，培養自由獨立的精神，並體認西洋「文明開化」的真髓。內容含括學問論、教育論與社會論，均以理性為基礎，進行清晰論理，本書對於中西文化交鋒後之觀念釐清、與心態的確立，都有相當精闢的言論，故此書受到日本人相當高度的重視。 三、傳統儒家的名分觀 傳統儒家對於「名分」是相當重視的，在《論語．子路第十三》中，孔子與子路有如下的對話︰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名分的功用在於給予各種身分一個稱謂，而一種稱謂背後則有其相應的責任與義務存在，如「父親」這樣一個稱謂，社會對於「父親」的角色便會有一種角色的期待；「兒子」的稱謂，同樣也有其相應的規範與要求。隨著不同的名分的賦予，人人各司其職，社會方能有秩序而不紊亂。與其說名分給予人束縛和框架，毋寧說是對人透發出來的內在自然情感所做的真實寫照，任何名分的後面其實都有活潑潑的人性與精神，如孔子在《論語．八佾第三》所言︰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樂只是一種形式，然而禮樂之所以能參贊教化之功，便在於禮樂中有相應於人性的部分，禮樂之所以能成，便在於人具有仁之故也，是以儒家的名分不當只視作一種形式的約束，而應更深一層的去探究其內在的意涵的，若只將名分視作一種約束規範，則已落於下乘。但不可否認的，世俗在看待名分的時候，往往不能直視其內在的精神，因此名分便容易劉於限制與束縛，上位者便可以利用名分來做為約束臣下的工具，這也就是福澤諭吉所反對的對象。 四、福澤諭吉的名分觀 福澤諭吉在《勸學》的第八編與第十一編裡，對「名分」的觀念都有所著墨，在第八編裡福澤諭吉強調「不可以我心制他人之身」，也就是說人應該自己處置自己，自己思考，自己管理自己，不應當成為他人驅使的工具。又說道︰ 身為人者，應在不妨礙他人權力的情況下，自由自在發揮自己本身的潛能。行於所當行，止於所當止，或工作或遊樂，不論甲的努力工作，乙的勤勉工作，都是自己的自由。……只要不影響到他人的利害，皆與他人沒有關係，旁人沒有議論的道理。 幾千年來，日文學者與和學者不厭其煩所主張的所謂主從貴賤的名分（身分），其實不過是將一個人的靈魂坎入別人的身體之膽量罷了。由於他們（歷代祖先）孜孜教誨、立說，涕泣熱心地不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