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政策.docVIP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及其新动向二战后，由于日本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经济外交就成为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占领国际市场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等手段的实施，日本的经济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受强烈的经济动机和政治色彩的影响，加之受日美基轴及相关政策的制肘，日本战后以来的经济外交并没有完全达到其预期的效果。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经济力量实际上可能是最重要的权力源泉，在主要大国间军事冲突不大可能发生的时代里，经济力量在决定国家的国际地位高低方面将起日益重要的作用。”而经济外交则是指以实现各种经济利益为目的，借助经济手段而进行的外交活动。作为战败国，战后日本不仅失去了对外实施军事外交的可能性，政治能力也大为削弱。经济外交不仅被日本政府当做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被用来弥补其政治、军事外交之欠缺，即被用以追求政治、安全上的目的，以至于整个战后日本外交带上了经济外交的特征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日本为占领国外市场、改善国际形象、实现政治大国的诉求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其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1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经济外交的形成、发展时期1952年吉田茂在组建第四届内阁时的施政演说中首次提出了“经济外交”的概念，他指出：“政府预备首先进行一系列经济外交工作，如缔结通商航海条约、通商协定等，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4］。1954年，日本加入了“科伦坡计划”，开始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转换过程。1957年，日本政府发布第一个外交蓝皮书，“经济外交”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政府的正式外交文献中［5］。此后日本历届政府都致力于利用经济外交，对内谋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外消除侵略战争造成的后遗症，以使日本尽快重返国际社会。进入6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英、法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强国，日本对外援助的意志和欲望也随之大为上升，更加积极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冀图扩大经济势力范围，确保海外资源的稳定供给，为自身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2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经济外交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时期从7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美苏关系相对缓和，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对日本有利的变化。此时日本政府的大国欲望逐渐上升，经济外交开始更多地考虑政治安全因素，非经济性战略意图日趋明显。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对美、日等亲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行禁运，给严重依靠中东石油的日本经济以沉重打击，引发了日本国内的经济混乱、社会动荡和国民恐慌。为保障日本石油供给，日本对中东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出台了“新中东政策”，带动了日本对该地区经济外交的开展。1973年12月10日，日本政府紧急派遣副首相三木武夫访问中东八国，宣讲日本的“新中东政策”，并带去总额高达3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6］，提升了中东石油在日本经济外交中的地位。同时，日本政府不得不反思过去对美过分依靠的做法，重新重视外交战略的多元化发展方向。因此，日本“新中东政策”可以视为日本的经济外交从纯粹的经济行为，转向兼具政治和战略意图的综合性外交政策行为的转折点。3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经济外交逐步政治化20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实力的迅速提升，日本政府日益不满足于其“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国际地位，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宣称要成为“国际国家”，要在国际社会发挥与其经济实力相当的政治作用。1983年，中曾根公开提出要做“政治大国”的口号［7］。此后，日本政府一改在国际活动中的低姿态形象，积极宣传其大国政策。1983年1月，中曾根在访美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就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繁荣来说，日美两国都负有世界性的责任”［8］。为实现在全球范围与美国的平起平坐，日本政府非凡强调通过开展经济外交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梦想，对外战略型援助也大幅度增加。1980年的日本外交蓝皮书宣称：对外经济援助是“为确保广义上的安全保障”所必不可少的，是为其政治大国铺路的“经费”［9］。此后，日本大幅度扩大了对外经济援助的规模，利用西方国家普遍陷入“援助疲惫”之际，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对外援助国，并在1991—1995年连续五年占据世界上“最大对外援助国”的冠军宝座［10］。4冷战结束至今：经济外交日益政治化，其功能日益被政治外交所取代冷战的结束和国际环境的变化给整个日本外交包括经济外交带来了新的课题，也为日本政治大国的诉求提供了新的机遇。而此时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经济实力和经济影响力相对下降，对外推行经济外交的能力也大为削弱。因此，日本政府越来越重视政治外交的作用，希冀通过政治外交来谋求其国家利益的最大化，进而弥补其因经济地位下降而带来的外交地位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