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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论》读后感《朋党论》读后感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既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又与韩愈、柳宗元、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足见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终其一生，欧阳修为人为政为文都取得了成就。在为人方面，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即“以吾一翁”，“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量酒一壶”，这充分反映了欧阳修的追求和品格。在为政方面，欧阳修崇尚“宽简”，即宽容和简化的风格，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博取名声，讲究实效。他23岁中进士，一生虽两经贬谪，但仍然官拜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和参知政事，死后谥号“文忠”。在为文方面，欧阳修是多产的，有《欧阳文忠公文集》153卷问世，约百万言，还与人合作编修了史学著作《新唐书》，独力编纂了《新五代史》。欧阳修又是北宋文坛领袖，散文成就最高，苏轼评价其文是“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欧阳修写了500多篇散文，各类文体兼备，其中政论文恪守“明道”、“致用”主张，指摘时弊、思想尖锐，叙事说理、深入浅出。《朋党论》是其政论文的代表作，欧阳修提出了君子同道为朋、小人同利为朋的著名论断。　　《朋党论》是与庆历新政相联系的。庆历新政由范仲淹、富弼、韩琦等倡导和推行，欧阳修积极参与，目的是通过澄清吏治、厉行法治和富国强兵，拯救北宋开国已久后形成的时弊。新政历时一年四个月就归于失败，其直接原因是反对派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原支持改革的宋仁宗皇帝因此提出了“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的疑惑。面对仁宗的质疑和反对声音，欧阳修以谏官身份撰写《朋党论》，既为范仲淹等人辩解，也是一吐胸中块垒，对反对派谬论进行理论清算。《朋党论》文笔犀利、史实确凿，具有充沛气势和战斗力。全文615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而且，认为这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历史现象，对于君王来说，不是要否认客观存在，而是要判别君子与小人。第二层次是深入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区别，其中道与利是判别君子与小人的关键所在。在欧阳修看来，君子之交是真朋，小人之交是伪朋，甚至连伪朋也算不上，可说是无朋。第三层次是广泛列举正反方面的史实，既以此证明朋党“自古有之”的论点，又论证了君王信任举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禁绝诛戮君子之朋则国家乱亡的道理。第四层次是最后一段收束全文，点明主旨，强调君王要以历史为鉴，充分认识朋党问题关乎国家兴亡治乱。　　品读《朋党论》，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光明磊落和敢于担当的人品表示佩服。《朋党论》表明了欧阳修的政治立场和正直品格，他支持庆历新政；承认自己与范仲淹是一路人。这在当时是需要勇气的，也是有风险的，因为庆历新政触犯了保守集团的利益，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范仲淹、富弼、韩琦相继被贬，欧阳修也被贬地方十年左右。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理性克制、恰到好处的清醒表示佩服。在《朋党论》中，欧阳修列举了大量史实，说明君王用小人之朋则亡的道理，但他举例论述只到距当时不远的唐末年间，随即戛然而止。这并不意味宋朝没有用人之弊，没有用小人之朋的问题。《朋党论》就是为宋朝之事而发议论，为解脱范仲淹而鸣不平，但欧阳修绝口不言宋朝之事，其重要原因是为了避免直接触犯仁宗皇帝，以期得到他的认可和理解，从而表明了欧阳修的理性精神和高明之处。我们不能不对欧阳修出语新奇、论证严密的观点表示佩服。朋党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欧阳修却能直面矛盾，亮明观点。具体是以退为进，非但不否定朋党的存在，反而在开篇就直接肯定了君子结党的事实，明确提出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鲜明观点；以奇说理，明确划分了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标准，君子间以道结党，相互坚守名节、道义和忠信，小人间以利而群，彼此尔虞我诈、狼狈为奸；以史为鉴，从古到今、正反两面、层层递进，用大量史实论述朋党问题，进一步增强了文章的说服力。　　《朋党论》从国家兴亡的高度论证了朋党问题。朋党之存在，不仅仅是历史现象，更是现实的政治现象。《朋党论》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就在于没有泛泛地讨论朋党现象，也没有就朋党论朋党，而是站在国家兴亡的高度看待朋党问题，这使文章有了政治意义和宽广视野。《朋党论》在结尾时明确指出：“嗟乎，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这就点明了文章的着力点是政治和国家兴亡。那么，君王怎样引以为鉴呢？核心还是识人用人。《朋党论》好就好在没有单纯地论证君子之朋兴国、小人之朋亡国的道理，而是从君王识人用人的角度出发进行论证，使文章有了更加深刻的内涵。中国传统政治历来认为，为政之要，首在得人。诸葛亮曾经比喻道：“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国之有辅，如屋之有柱，柱不可细，辅不可弱，柱细则害，辅弱则倾”。意思是，治理国家必须注重选贤任能。辅佐国家的人就像房屋的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