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仕政 人民政治逻辑与社会冲突治理：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实践.docVIP

人民政治逻辑与社会冲突治理*： 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实践 冯 仕 政 原文发表于《学海》2014年第2期 【摘要】 毛泽东的两类矛盾学说一直是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指导思想。从历史上看，该学说在实践中有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反差极大的表现。本文致力于将这些表现统一起来解释，以探寻该学说在实践中发生变异的规律。本文认为，中国政治体系构造和运作的基本逻辑是人民政治逻辑。基于该逻辑，国家一方面享有极大的专断权力，另一方面对政治环境的变化十分敏感。这使国家对权力的行使具有显著的策略主义特征。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表现出的平和、暴烈和柔弱等三种面相，虽然差异极大，但本质上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政治形势下的具体展现，即都是国家以人民政治逻辑赋予的专断权力为基础，再斟酌具体的政治形势予以策略性调整的结果。在当前，如果不注意反思和克服人民政治逻辑的固有局限，中国的社会冲突治理将难以走出革命复生革命的困境。 【关键词】人民政治 公民政治 两类矛盾学说 社会冲突治理 【作者简介】冯仕政，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 中国当前的社会冲突是海内外研究的一个热点。不过，对这个问题，以往研究的兴趣主要集中在社会冲突的特征、成因以及冲突性行动的动员和组织上，很少关注国家是如何思考和应对的。或者说，很少关注国家是如何治理的。[1] 鉴此，本文拟以“两类矛盾学说”的历史实践为中心，揭示当代中国社会冲突治理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异规律。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在讲话中，毛泽东阐述了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进而予以区别对待的理论。此即本文所称的“两类矛盾学说”。[2] 该学说一提出即成为指导社会冲突治理的国家意识形态，迄今未变。综观该学说的历史实践，会发现若干值得探讨的理论困惑。首先，是实践与初衷的背离。毛泽东提出两类矛盾学说的初衷是希望全党吸取斯大林任意泛化敌我矛盾的教训，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在实践中，主要是1957-1978年期间，它却长期而严重地泛化敌我矛盾。其次，是它在实践中的表现时而暴烈，时而平和，时而柔弱。这些表现的差异之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它们是同一个政治学说的产物。然而，第三，国家不仅能够把这些复杂多端的表现统一于同一个学说之下，而且能够在不同表现之间自如地切换。最典型的是1957年春夏之交，国家在短短数月之内即实现了从热情鼓励大鸣大放到严厉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大逆转。 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为什么会发生如此背反、多端而又自如的变异？变异的逻辑和机制是什么？这是本文所关心的问题。较之以往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本文特别突出两点：首先，把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的多重表现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一个个离散的点来解释，因此努力探寻这些表现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提供一个统一的解释框架；其次，跳出就学说讨论学说的窠臼，而从国家的社会冲突治理的高度来审视，进而将两类矛盾学说的实践表现与国家政治运作的基本逻辑，即人民政治逻辑联系起来考察。本文认为，两类矛盾学说的实践表现尽管差异甚大，但都是人民政治逻辑在不同条件下的变异：人民政治逻辑不但驱动和引导着国家不断划分敌我，而且赋予国家划分敌我的专断权力；利用手中的专断权力，国家能够根据环境变化而相机调整冲突治理的策略，从而在两类矛盾学说的执行中时而暴烈，时而平和，时而柔弱。该学说在实践中的形态变化，从根本上取决于人民政治逻辑所造成的国家权力的专断性，同时受特定政治形势以及国家对政治形势的判断的影响。该学说在不同时期的表现都可以从这一机制中得到解释。 本文共分十个部分。第一、二部分提出本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和采取的理论视角，第三至五部分剖析人民政治逻辑的特征、形成以及该逻辑下国家权力的特征；第六至九部分揭示人民政治逻辑下两类行动学说的行动戏码，并解释该学说在实践中的三种基本面相；最后是一个简单的结语，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指出下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中的变异 两类矛盾学说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多种形态，而且常与国家创立该学说的初衷相背离。为了理解这一点，首先要了解该学说创立的历史背景和最初的理论构想。 两类矛盾学说是毛泽东在1957年2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以讲话的形式提出的，经过多次修改后于同年6月由《人民日报》正式发表。[3] 撮其要者，毛泽东的讲话从事实判断、基本方略和工作任务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新生社会主义政权应当如何思考和应对社会冲突的问题。 首先，在事实判断上，它坦率地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并且倾向于正面地看待这些矛盾，即认为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矛盾的正确处理和解决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前进。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因为在此之前，社会主义世界，包括斯大林在内，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