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满怀怨恨的告密者》.docVIP

论《满怀怨恨的告密者》 我不采纳前四位副部长的建议。理由如下： （1）第一位副部长的观点认为告密者所进行的告密行为在紫衫统治时期是合法的，并且依据了当时通行的法律原则，不应受到处罚。我不采纳是因为从材料中，我们就能看出，告密者案件判决的依据有的是“紧急状态”法，有的甚至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些审判严重违背了罪行法定的原则，随意侵犯公民的人权，蔑视法律的权威性、公开性、公平性，所以应当严肃处理，否则会危害社会的稳定和国家法治的建设。 （2）第二位副部长的观点是一种消极的不追究政策。在紫衫党独揽大权之后，社会不是没有法，他们并没有废除宪法或者其他任何法典，只是在这段时间法制基本被无视。受到不应有处罚的人及其家属，所产生的怨恨，对社会前政府的不满，是不会说过去就过去的，民间呼声此起彼伏，应该还民众一个公正的判决，给社会一份安宁和谐，因此不可不重视不处理。 （3）第三位副部长的观点主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应该区别的对待不同的告密者，对那些犯罪事实清楚，意在借刀杀人的告密者才进行刑罚处理。但是这种主观要件确实很难分辨，你要如何证明什么人是出于什么目的。就好像说同样是杀人了，有人说我是为民除害，我是正义的，法律不能处罚我，而有的人就是以杀戮为乐，滥杀无辜，就应该判刑。那社会秩序如何维护，对刑罚是否实施完全建立在个人价值判断上，绝对不是法律公正性的表现，更有可能为少数人所滥用，给了执法者太大的自由裁量权，显然是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是不可取的。 （4）第四位副部长认为应当依法制定一项直接针对该问题的特殊法律，对那些告密者的行为处以适当的刑罚。但是有时候过渡时期的立法机构还不具有充分的行动能力。在司法实践中，也会有一些特殊的个案是特别立法无法规范的，比如二战后德国颁布了归还犹太移民财产的法令，但有一些犹太人未能在法定的期限之内主张权利，法院就必须考虑用别的途径来裁决这些案件法律的不法与超法律的法我们把为公共利益的法的合目的性放在最后的位置上。绝对不是所有‘对人民有利的东西’都是法，而是说凡属法的东西，凡是产生法的安定性和追求正义的东西，最终都是对人民有利的。法的安定性，是任何实在法由于其实在性而拥有的特性，它在合目的性与正义之间占有颇受注目的居中地位：它一方面是为公共利益所要求的，但另一方面也为正义所要求。”当因为缺失正义的价值追求时，正义就与法的安定性价值发生了冲突正义与法的安定性之间的冲突可能可以这样妥善解决：通过法令和国家权力来保障的实在法是具有优先地位的，即便其在内容上是不正义的、不合目的性的；除非当实在法与正义之矛盾达到如此不能容忍的程度，以至于法律已经成为‘非正当法’（false law，unrichtiges Recht）时，法律才必须向正义屈服。在法律的不法与虽内容不正当但仍属有效的法律这两种情况之间划出一条截然分明的界限，是不可能的，但最大限度明晰地做出另外一种划界还是有可能的：凡正义根本不被追求的地方，凡构成正义之核心的平等在实在法制定过程中有意地不被承认的地方，法律不仅仅是‘非正当法’，它甚至根本上就缺乏法的性质。间接谋杀罪“事实上，实证主义由于相信‘法律就是法律’，已使德国法律界毫无自卫能力，来抵抗具有专横的、犯罪内容的法律。在此方面，实证主义根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证立法律的效力了。”也就是说，法官实施了形式合法的罪恶，他的谋杀罪是成立的，但如果他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做出裁判，会使自己面临生命危险因此，此案中法官的谋杀罪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