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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与刺：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如何协调 　　喜欢花，因为它绚丽多姿；讨厌刺，因为它阻碍了我们与花的亲密接触。花与刺恰如文化与经济之间的共赢和矛盾。对在争议中已走过八年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我们不能只看到它作为一个节庆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也不能只看到其对传统民歌文化的冲突。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来源于壮族的“三月三歌圩节”，很有历史渊源。其间经历了从“三月三歌圩节”到“广西国际民歌节”再到最后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不断发展壮大。其内容也从最初的单纯推广“歌圩节”这一民族文化遗产，再到后来利用民歌节作为宣传广西吸引投资的阵地，民歌节也一直在与时俱进。 　　 　　花：文化与经济的互动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在发展民歌文化、创造经济效益、塑造城市形象等方面，体现出 “花”的绚丽，即文化与经济的互动性。 　　从总体来看，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秉承了其创办的宗旨，在一定程度实现了对民歌的宣传与保护。而其另一个主题则是“经济唱戏”。从1999年第一届民歌艺术节期起，经贸洽谈签约额与举办期间前往南宁的旅游人数飞速增长，有人认为它为南宁市创造了第四个黄金周。 　　2000-2005年，除2003年“非典”影响外，南宁国际旅游人数与旅游收入都在逐年增长。2006年接待旅游者人数已超过18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在广西率先突破百亿大关。能取得这样的旅游经济效益，是与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离不开的。 　　 　　与此同时，南宁的形象也在民歌节举办的同时，有很大的提升。 　　 “南宁――天下民歌眷恋的地方”，这是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宣传广告之一。它的举办为塑造南宁的都市形象的确起到了积极作用，成为南宁市进行推广宣传的一张名片。举办期间会有国家政要、艺术家以及明星大腕、实力商贾云集南宁，以至其成为众多媒体的焦。这也就在客观上促进了南宁市的城市建设，使其城市形象大幅度提高，这其中不可谓没有民歌节的功劳。 　　 　　以经济利益为重心，其创办民歌节的初衷难免会偏移。于是，民歌节就有可能成为经济的附属品，更甚的话，对民歌节的过度商业化操作可能会与宣扬民歌这一初衷相背离，完全成为一场打着宣传民歌的幌子来发展经济的闹剧。 　　 　　刺：文化与经济的冲突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运作过程中，在一定程度实现文化与经济产生良好互动，呈现“花”之绚丽的同时，也体现出了“刺”的一面，即也文化与经济的冲突。 　　一、对传统民歌文化的违背 　　从秉承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出发，历届民歌节中，因为所附带的经济因素过多而冲淡其基本的主题，民歌所处的位置并非主导，许多非民歌、甚至假民歌充斥其中，同时即使所演出的民歌也以现代时尚的方式演绎。 　　由此再来审视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在历届民歌节终，按纯粹的民歌标准来演出的民歌所占比例不大。即使纯粹意义上的民歌又是在充满现代气氛中演绎，舞台豪华，布景绚丽，歌手在眩目多彩的灯光和振聋发聩的音响中狂歌劲舞；等等这些都显示出了与传统民歌文化的背离。 　　二、对传统民歌文化的误导 　　随工业后时代的来临，社会经济文化价值观的不断变化，使得壮族人的价值观念也时刻发生着变化，歌圩的衰落似乎已成情理中的事情。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所谓新民歌，并将其认为是对传统民歌的继承与发展，是民歌的当代形式，且视之为民歌的未来走向，其实这是对传统民歌文化的误导。将民歌内涵进行扩充，外延进行扩大，其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肯定这将使民歌脱离本身性质，并内涵出现紊乱，对民歌的评判将失去标准，无益于民歌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其中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所演绎的一些歌曲，无疑正在起着误导作用。《刘三姐》伴以疯狂的摇滚无论如何都是失败的。 　　三、经济的附属 　　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它是政府在利用本区域民歌文化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其真正的目的显然在于经济层面，这符合了形势的发展，而过度的政府行为或其中经济因素过重，是违背民歌文化的基本原则的，无益民歌文化的发展。 　　“歌圩”一词本身就包含有经济的因素，因此不仅从现实利益来看，它的经济因素是必要的，同时从本身来看，也无可非议，但是首先有“歌”，然后才有“圩”，所谓“因歌成圩”。因此它作为一种民歌文化继承与发扬的载体，则不能过多的强调经济因素，否则就是所谓“名不正，言不顺”。走市场化的道路，也许是改变当前民歌困境的有效途径之一，同时也是作为落后地区发展经济的有效手段，这应该是值得肯定的，从文化产业化的趋势来看也是适当的。但经济与文化之间毕竟是有区别的，如何将一种文化资源彻底的走市场化道路，无疑是对文化的一种摧残。过度的炒作，经济因素的不断提高，它将逐渐成为南博会的附属品、陪衬物，自身发展失去独立性，成为经济的附属。 　　 　　 　　面对南宁民歌节给民歌这一古老文化遗产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