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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中国学界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与展望 　　一、前 言 　　 　　对于如何界定“民间宗教”这一概念，学界历来争论不休。先谈谈宗教的分类问题，杨庆垄先生(C.K.Yang)曾有“制度性宗教”(institutional religion)与“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的区分。他认为“制度性宗教”是“一种宗教生活体系。它包括(1)独立的关于世界和人类事务的神学观或宇宙观的解释；(2)一种包含象征(神、灵魂和他们的形象)和仪式的独立崇拜形式；(3)一种由人组成的独立组织，使神学观简明易解，同时重视仪式性崇拜。借助于独立的概念、仪式和结构，宗教具有了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的属性，故而成为制度性的宗教。”杨先生还认为，中国汉族所固有的宗教实践是一种“分散性宗教”，它与上述情况相反，没有明确的经典、教义、伦理学和严密的组织，只是“拥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及信仰者，于是能十分紧密地渗透进一种或多种的世俗制度中，从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并作为世俗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发挥功能”。也就是说，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分不开，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它在社会中的功能也许要大于“制度性宗教”。换言之，“它作为一种基层支持力量，对于世俗制度和整体的社会秩序或许十分有意义。”还有一种分类，将宗教分为“人为宗教”(man―made religion)和“自发宗教”(spontaneousreligion)。前者主要指那些由某个人创立出来的宗教实践，或者借助于有意识的人为力量而创立与发展起来的宗教实践；后者则主要指从群众中自发产生出来的宗教实践，或者更具体一点，它是指某个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信仰体系、崇拜形式、仪式等，虽然在历史的发展中会有一些变化，但都与人们世代更替的日常社会生活密不可分，有时难以把它们从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 　　不同学者在研究中使用不同的名称来指称与分析“民间宗教”这一概念，如中国台湾民族学研究所的李亦园先生、中国台湾辅仁大学的郑志明教授等使用的是“民间宗教”，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丁荷生先生使用的是“民间道教”(popular Taoism)和“民间崇拜”(popular cults)，日本的渡边欣雄先生等使用的是“民俗宗教”(folk religions)，中国厦门大学石奕龙教授主张使用“神仙教”一词。近年来，我国学者较多使用“民间信仰”(popular beliefs)一词，2000年以后中国政府部门，如民族宗教事务局也用“民间信仰”来指称中国汉人自发的宗教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中国，无论是政府官员、研究者，还是宗教实践者，都未曾采用过“民间宗教”这一名词来描述一般民众的信仰、仪式和象征体系。郑志明也认为，“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新兴宗教”等都是学术界定义的名词，未存在于现实的运用中，是学者为了研究与表述的方便所建构的类概念，但是对这一类概念尚未达成共识，造成不少有关定义与内涵的纷争。 　　回到“民间宗教”的界说问题上来。王铭铭分析认为，现存的看法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不承认民间的信仰、仪式、象征为宗教；另一类认为它们构成了“民间宗教”(popular／folk religion)。运用古典宗教学分类架构的学者为了把它们与制度性宗教区分开来，主张将它们与“多神信仰”、“万物有灵论”、“民俗”、“迷信”、“巫术”等归为同类。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为例，他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认为，中国民间只有属于宗教范畴的巫术和习俗，这些民间巫术和习俗是道教的延伸，自身并不形成独立的宗教体系。@相反，20世纪60年代之后从事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者则认为，可以把中国民间的信仰和祭拜仪式看成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以美国人类学者武雅士(Arthur Wolf)和英国人类学者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为例，在武雅士主编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和仪式》一书中，由弗里德曼撰写的《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一文认为，中国民间的信仰和仪式看起来好像是相当散漫的文化元素的组合，但其表象之下存在一个宗教秩序(religion order)。国内学者之间同样也存在这类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民间宗教”与“民间信仰”分属两种类别，“民间宗教”通常指不为官方承认只能在民间求生存的教派，如一贯道、慈善堂等。以马西沙、韩秉方为例，在他们编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一书中，“民间宗教”专指有经书而不为官方承认的秘密教派，如弥勒大乘教、摩尼教、白莲教、无为教、闻香教、清茶门教、江南斋教、黄天教、弘阳教、八卦教、三一教与刘门教等。还有的学者持比较广义的看法，以郑志明为例，他认为“民间宗教”指的是社会中与民众生活密切结合的宗教传统，包含来自于民间的通俗信仰与宗教结社。 　　王铭铭认为，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