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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与生态美学 　　文学作为审美化的“人学”，必须从人的生态去审视人，而不应该只是从意识形态去看人。只有这样，才能从人类生命存在和人性生成的根本去把握文学的生命意蕴和文学内涵。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文学与自然的关系应该是探究人性的最捷径的路，也是人性从本原到崇高的理想之路。而在今天的许多文学作品中，似乎太缺少生态与文学关系的发现。文学首要关注的是人性生态，尽可能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挖掘出崇高的东西。我们知道，市场经济给文学艺术注入了空前的生机，但经济的发展有时也会带来了理想与道德的滑坡。审美文化已变得不再神圣与崇高。而杨泽文始终用心耕耘着自己的文学圣地。杨泽文生在大山，长在大山，虽然知识改变了他的命运，让他走出大山挤入闹市而成了一名城里人，但他对故乡、对亲人的那份眷恋之情，不仅没被城市异化，相反，在他生命的历程中越来越浓地展现出来，使生命有了深度和厚度。他爱故乡的一草一木，爱故乡虽贫穷落后但却清新美好的一切。正如他在日记中写道：“山居使人生的册页有了耐读的章节。”也正是有了山居，他对故乡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特别敏感。正因为如此，他才读懂了亲情、读懂了自然、读懂了厚重的人生，使人生走向了高迈。所以，无论是他临窗观竹还是聆听鸟语，是独对幽兰还是登高远望，都那么富有诗意，从中可以看出他内心深处不可消解的“故乡情结”和一种生态智慧。 　　生命的意义决不是为活而活。因此，人就得不断追求，不断超越。杨泽文正是站在人与自然的立场上，把生态自然上升到生态美学来思考，有了形而上的意味，有了终极价值。正是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美学观，激发了杨泽文的生命活力，调节了他的生命秩序，使他在身心和谐与物我交融中，在对自然亲近的过程中，达到了自我的精神放逐和生命本质的高度。杨泽文正是凭借对自然、生活的诗化，拒绝了世俗杂念，淡薄名利，诗意地活着；正是因为他对自然和故乡的眷恋，才让他越过平庸，提升了生活的意义和价值，永远找到了温馨宁静的精神家园。正如他在《听风数雁》中写道：“在山地听风数雁的日子，那是我生命历程中最值得回望和眷恋的日子……可生活在城市中的我却再也无法倾听风的所有语言，因为城市的拥挤使我无法再看到天空的纯净与蔚蓝。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在内心的天地里营造一个澄明与开敞的境界，然后倾听内心的风静数心中的雁，从而在容易散失自己的年代，尽可能地保持自我。因此，听风数雁，对我而言实际上已变成了一种境界，一种不轻易被物欲所困和不轻易被物欲所伤的境界。”这充分证明了人是生态价值的终极主体，也是审美价值的终极主体。因为人在“按美的规律创造”的过程中，表现出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又充溢着人的生命精神，表现出了一种生态美学的价值，肯定了人在自然中所得到的情感的陶冶和精神的升华。杨泽文正是站在这个高度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和认识充分地表现出来。 　　自然能优化人格、优化生命，在他笔下，蓝天白云、高山流水、花红柳绿、百鸟争鸣……简直就是一片奇异世界，所有这一切都通过色彩、声音、形体及其运动显示出大自然的生命气息。在《听蝉》中，杨泽文叙述了自己四岁开始就孤独地放牧着一群牛羊，但就是那单调而又有韵律的蝉鸣声，陪伴了他的童年岁月，给了他许多童真、童趣，也给了他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更让他明白了作为一个生命个体该怎样像蝉一样不倦的歌唱，来再现生命的存在。《看虹记》里，杨泽文通过对神秘的七色彩虹的描绘，那种雨过天晴横空而出的，总是向着太阳方向的彩虹，在杨泽文的生命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也让他悟出了生命的精彩。正如他描写的“每一道彩虹，都是大自然之手用光与色在空中修造而成的伟大建筑。而每一道“人生彩虹”呢，则需要每一个人用心智描绘，然后用勤劳的双手修建。”这些给人很多人生价值和生命价值的启迪。《看蚂蚁上树》中，杨泽文描述了他在孩童时代看蚂蚁上树，从中获得了许多乐趣，并从成群结队的搬运东西的蚂蚁身上看到了他们的勤劳，也从蚂蚁觅食往树上搬运悟出了生存艰难的道理，但同时也悟出了生命的精彩与生存的法则。也让杨泽文在看过蚂蚁上树之后，更有勇气面对生活，面对社会。在《乡间麻雀》里，作者这样描写“在乡下人的意识观念中，没有麻雀的村庄自然也就失去了生机与活力。说透了，只有小生命生生不息的地方，才有大生命的宁静、从容与安详。”杨泽文的生态意识很强烈，他从蜜蜂、麻雀、蚂蚁、蝉、蚂蚱、鸟、大雁、蟋蟀等生命中感悟人类存在的意义，感悟人与自然的和谐，然后用自己的智慧去理解这些生命给人的启迪，再上到哲学层面形成自己的一种审美境界。所以，杨泽文的散文有了哲学与美学的意义，有了一种诗意的升华。杨泽文的《我们的河流》就是从自然生态这个角度，谴责了毫无节制的森林砍伐使许多大小河流日渐瘦小甚至干涸，批判了随意排放的工业污水使许多的河流变得乌黑与腐臭，那些本来生活得很幸福的人们正遭受干旱、饥渴、疾病的折磨。难道这就是我们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