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doc

制度短缺与劳工短缺——“民工荒”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在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外来工（农民工）主要（只能）通过私人网络关系去寻找工作。利用网络寻找工作不一定能使他们得到工资较高的工作岗位，却可以节省找工成本。由于外来工工资较低，所以，他们不能安心在所在企业工作，因而有较高的流动率。高流动率造成了劳工短缺即“民工荒”。作为群体的外来工之所以工资低，主要是最低工资标准丧失了调节作用，这是基本的、直接的制度缺陷。外来工的高流动性还塑造了劳资关系双方的短期行为。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农民工高流动率和不能转化为真正的职业工人的制度背景，这就是“半工半耕”和城乡二元户籍划分的正式制度、乡土社会的传统社会规范和社会公众（包括农民工自身）对农民工的认知心理等非正式制度。　　「关键词」制度短缺/“民工荒”/高流动性　　一、认识逻辑与理论假设　　1.文献回顾　　从大约2003年开始，在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以及其他地区发生了较为严重的工人短缺现象，舆论称之为“民工荒”。对于这一现象，报刊议论纷纷，众说纷纭。这些说法实质上可以归结为这样的问题：究竟应该怎样判别民工荒的性质、规模以及形成原因？　　一般来讲，中国有着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普通工人的供给应该不是问题。因而，较为一致的判断是：这是总量供给剩余下的民工短缺问题；是一种结构性的短缺，短缺的工人主要是25岁以下的年轻女工（章铮，2005）；短缺的企业主要是那些工资较低的企业，比如，工人月平均工资在700元以下的企业（劳动保障部课题组，2004）。如果我们承认这样的判断较为准确的话，那么可能造成的原因：一是信息不对称。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对称，需求的信息不能传达到供给方，供给的信息也不能传达给需求方。同时，供给方由于对企业的工资福利和权益保障等心存疑问，不敢贸然进入企业工作（王俊霞，王孟欣，2005）。二是结构性问题。需求方所需要的工人，不是供给方所能提供的工人，这样导致供需错位，可以从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等来进行分析（劳动保障部课题组，2004；章铮，2005；章铮，谭琴，2005；乔纳森。安德森，2005；蔡昉，都阳，王美艳，2005）。三是工资福利和权益保障问题。外来工（或农民工）符合需求方的要求，但是需求方不能提供他们所要求的工资福利待遇和权益保障，因而不愿意进入企业工作（劳动保障部课题组，2004；乔纳森。安德森，2005）。四是区域与行业分流。由于其他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使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相应减少。中央给予农业的优惠政策见效，一部分农民工回家务农，或者减少了外出打工（鲁志国，刘志雄，2005）。以上这些认识各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综合起来，这些研究有如下几点缺陷：所提出的看法、观点或假设大都缺乏实证支持；从各自的学科立场出发，难以形成一个一以贯之的认识或理论逻辑；对制度条件的认识或不具体，或缺乏深度，流于表面。　　2.理论假设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根据实际调查数据资料，以新制度主义的理论立场作为出发点来理解“民工荒”问题。我们认为，外来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流动，这些看似盲目实则有序的流动一定遵循着某种制度逻辑，将他们的个体行动纳入制度的轨道。外来工的工作变换频繁或工作不稳定，一定是制度环境不能提供稳定的就业预期或就业现实所至。而在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变量是信息、工资等外显因素和隐藏在背后的制度条件或制度环境。从这样的认识逻辑出发，我们提出如下基本假设：　　假设一：人们寻找工作的方式或途径与劳动力市场信息充分与否相关。如果劳动力市场信息是充分的，那么，外来工就会以市场的方式去寻找工作；反之，就会利用私人网络去寻找工作。主要由强关系组成的关系网络是外来工寻找工作的主要方式。　　假设二：人们寻找工作的方式与所得到的工作的结果好坏相关。如果外来工利用关系网络寻找工作的结果是好的，那么，他们就会在所在企业安心工作，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就不会太过频繁；反之，他们就会继续流动。　　假设三：外来工的流动频率与他们的工资水平相关。工资水平高则不流动，反之则流动。一般流向是从工资水平较低的企业或地区流向工资水平较高的企业或地区。　　假设四：作为个体的外来工的工资水平主要由其人力资本决定，但是，作为群体的外来工工资水平则由政府的最低工资标准调节。如果外来工的工资水平过低，那么，则是最低工资标准丧失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作用。　　在以上四个假设中，我们认为，工资和信息是最重要的变量，工资决定流动动机，信息决定流动途径，它们都对流动方向有影响。但是，在信息和工资背后，还有着与之紧密联系的制度条件。我们认为，在总量供给剩余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信息不充分和外来工工资水平过低一定有更为深刻的制度原因。基于上述假设，我们组织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