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阶段反腐败问题的思考..docxVIP

关于中国现阶段反腐败问题的思考关于中国现阶段反腐败问题的思考　　一、反腐败数字惊雷05年立案侦查国家工作人员4万多　　——检察机关全年共立案涉嫌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４１４４７人，已侦结提起公诉３０２０５人。　　——职务犯罪案件起诉率比上年上升了４．４个百分点；已作有罪判决的人数比上年上升了５．６％。——全年共立案侦查涉嫌贪污、贿赂十万元以上和挪用公款百万元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８４９０人。２００５年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涉嫌犯罪的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２７９９人，其中厅局级１９６人、省部级８人。　　“近年来，职务犯罪在一些行业和领域仍然易发多发，涉案金额增大，手段更加隐蔽，携款潜逃的增多。”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如是说。二、腐败的表象及本质　　腐败的本质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腐败和权力是依存关系。权力过分集中,权力行使不当都容易产生腐败。而腐败就其表象来看,又表现为多种形式,概而括之,表现在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方式上。若细分起来,政治上腐败又可以分为用人的腐败、用权的腐败,腐败者信奉任人唯亲的选拔原则,滥用职权,欺上压下,离间党群关系,放弃共产主义信念,抛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终蜕化变质。经济上的腐败形式多样,常见的有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新兴的有利用“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如在奖券,信用卡上大做文章,也有麻将桌上送礼等等。经济犯罪目前猛烈之势在于团伙犯罪,许多大案要案所涉及的并非三、五人,一网就是一帮、一伙,这种形势更令人心惊胆寒。生活方式上的腐败表现在挥霍公款、吃喝玩乐、买别墅、养情妇,完全丧失起码的生活道德。不难看出,这三方面的腐败是相联的,政治信念丧失不可避免地转向经济上的腐化,生活方式也会随之变得奢侈靡烂,因此,腐败现象也就有增无减。　　三、国内外研究腐败现象的专家学者把腐败的原因概括为以下三点：　　人的因素。西方学者是从人性论的角度考察腐败现象的。持人性恶的观点的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是趋利避害的。这种人性一旦与权力实现了结合，它就会利用权力为自己谋取私利，就会造成公共权力的异化，改变公共权力的性质，成为私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讲，腐败是人性恶在政治领域的展开，行贿也好，受贿也罢，都是人性恶的结果。持人性善观点的人认为，人并不是自私自利的，而是有道德、有情感的，本性是善的，他把腐败产生的原因归结为掌握权力的人道德内约的松弛。这些看法都结合自己的观察体验，依据不同的理论，提出自己对腐败现象的理解，一定程度上触及到腐败现象的实质，从一个侧面提出了对权力主体加强规章制约和道德规范的要求。　　外部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对腐败的形成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腐败者行为动机的影响上；正面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腐败犯罪的限制上。这些外部环境主要有一些传统的价值和文化，此外还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它们通过营造社会氛围直接或间接引导、诱惑腐败者产生对某种外在的客体的强烈追求，然后，腐败者就会为达到目的而不惜动用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去换取达到目的的条件，而形成腐败犯罪。“慕马案”所涉及的腐败分子，都不同程度地有着伤风败俗作风，慕绥新与前妻尚未离婚，就于有夫之妇关系暧昧；马向东则赌博成性，多次带人到澳门豪赌，一掷千金；一位副市级官员长期保持关系的“情妇”就有六七个；一位副局级领导“包二奶”等。如果说治本不够，使产生腐败的许多深层次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话，那么，腐败分子抵御环境诱惑的意志薄弱，却使“慕马案”的发生及其蔓延明显打上了社会环境影响的色彩。另一方面，一些环境条件，如法律、法规，人民群众的监督、行政监督以及各种监督机制都形成对腐败犯罪的制约，有效抑制了腐败犯罪的蔓延。　　权力的垄断或缺乏约束。民众把社会公共权力委托给政府机关，是为了管理公共事务、以便造福民众的，从宏观的方面讲，还要达到协调社会发展，促进国富民强的目的，其中就暗含着对用于私人目的排斥。但是，权力代理者一旦垄断了权力，或者说缺乏约束，权力的执行就会表现出更多的随意性，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有时就会脱离正轨而被滥用。“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集中体现了这一点。“慕马案”中暴露出的三个现象是令人深思的：“一把手”现象，在我国的领导体制改革中，为了提高行政效率而实行首长负责制，但是，与首长负责制配套的一系列措施还有待于完善。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现在实际上把廉洁奉公的希望寄托在首长的道德内约上。在成熟的法律、规章体系建立起来之前，已经形成各级首长权力集中的局面，在环境因素的冲击下，道德内约的闸门一旦被冲跨，形成了领导腐败犯罪的“一把手”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这个问题的解决有待于法律、规章及监督因素的完善，有待于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开展。“选拔病”现象，概括为“三大弊病”：其一，选拔干部在少数人中选，由少数人选，监督制约机制难于发挥作用，易于造成腐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