涿州督亢文化之督亢亭.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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涿州督亢文化之督亢亭

涿州“督亢文化”研讨系列之二 在历史印记中再探督亢之源 作者:周振明 一、引 言 我在《督亢探源》一文中,讲明了什么叫“督亢”,找到了督亢的本源和始点。本篇《再探督亢之源》,又非常明确地找到了“督亢亭”的位置,以更有力的证据,证明了我在《督亢探源》中阐述督亢的所有观点。 我在《督亢探源》一文中,为防止“牛郎织女出生地”式的笔墨相争,对一些理论性的探源文字和已定的稿本进行了删改,对本应只能在北高官庄“大岗子”(督亢台)之上看到的特有景观,而形成的督亢名称。如:督亢泽(南岗洼、西大坑);督亢陂(大水沟),为免纷争,全部删除,记述为督亢地区共有。把认为在大岗子之上,古人为显庄重,符规制,得观瞻,寻舒爽,立标志,应建有“督亢亭”之说,亦怕文字上的争执而舍弃。 但想来,古人对某一事物的阐述,绝不会这样宽泛,故再翻转删改前的文字,总觉得我原本的想法还是有道理的。但想我村大岗子即是督亢台,台之上是否还应建有督亢亭,却始终是我心中的一个结。在众多资料的查找中,我终于找到了标有督亢亭具体位置的地图,更证明了我在《督亢探源》中对督亢所有论证观点的正确。 二、大岗子之上有督亢亭,其位置就在北高官庄村 前文《督亢探源》对督亢成因、文化西源东进、水脉走向、名称演变、大岗子及西大坑和实物佐证,都做了明确的阐述,并得到了国家文物局、河北省文物局的重视,经修改已由涿州博物馆编入《博物馆里的涿州故事》一书。最近,在北京市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举办的“纪念北京建城3060年暨燕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为深入挖掘燕文化厚重历史,促进京津冀区域文化建设,涿州市博物馆馆长杨卫东同志以《燕国督亢之地的历史成因和人文蕴含》为题,做了学术报告。论述了涿州北高官庄大岗子为督亢之地的历史原点,引起了与会专家们的强烈反响和高度评价。 我在《督亢探源》对督亢的论证中,查前人对督亢只是广说,点无具体,《督亢探源》算是填补了空白,解决了千百年来的谜团。查现在的网传资料,也只是在督亢亭的位置上有所争论,即涿州说、固安说、新城说。当然,争督亢亭的位置,也无非要证明此处乃督亢中心之地。实际上也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涿州不争,只因一切文献资料均记载属地涿州,其他相争,与我无关,不参与,免失位,少麻烦。所以,对督亢亭位置只有“华阳台”北有“督亢亭”的记述。 现在争论激烈者只有两处: 新城说(备注1):高碑店市作协陈学文同志《古督亢亭探源》一文,依据《唐书》、《辽史》、《新城县明代县志》记载和王曾《上契丹事》佐证,否定固安、涿州说。督亢亭遗迹应在高碑店新城镇境内。但恰恰是这些记载不详,且相互矛盾,时间跨度又晚于固安。因此,固安赵复兴先生在其“督亢探源”中对督亢亭以《史记》中的论述为据,否定了新城说。对这种观点我也同意。 (二)固安说(备注2):固安赵复兴先生在“督亢探源”备注中依据西晋史学家司马彪所著《郡国志》曰“方城县有督亢亭”。又引东晋徐广《史记·燕世家·集解》,南北朝裴骃《史记集解》均曰“方城县有督亢亭”。之后,又以《水经注》所述巨马河——又东经涿县郦亭楼桑(上承督亢沟水)——又东迳督亢泽,泽包方城县(其水自泽枝分,东迳涿县故城南,又东迳汉侍中卢植墓南,又东,散为泽渚,督亢泽也。北屈注于桃水)进行佐证。 就固安说引据,我认为督亢亭的所在位置的追寻,还是正确的。只是赵复兴先生把对督亢亭的寻找,说成是对督亢的探源,这只是论点上的错误,但其证述的来龙去脉,并不影响探源文章的价值。正是在赵先生引据《水经注》巨马河走向的文献记载,倒印证了我原来循迹督亢亭位置思路的正确。因为,这种水脉留迹,和《水经注》如此吻合,赵复兴先生却没能说明与督亢亭是什么关系。“泽包方城”,只能说水漫方城之势,但不能证实方城城郭之内有督亢亭。而这种水脉关系倒是足可证明只能在大岗子之上建亭,位置最佳,别无选择,但可惜也无实据考证。要想证明督亢亭到底何处,就要有新的证据。 佐证历史物事,一般有三:一是文字记载;二是物证敲定;三是图解标识。就目前已知的资料上看,前两项已得到基本认定,在文字记载方面,固安说中西晋司马彪《郡国志》:南北朝裴駰《史记集解》明确记载“方城县有督亢亭”,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655年),固安县志记载:“督亢亭,史记方城属涿郡,有督亢亭,旧志在县西二十五里。”其明确的位置距离直指高觀庄,与现在实际无一点差距。只是这段史记固安县赵复兴先生或未被查到,或未被引用。 在物证方面,大岗子之上出土文物陶壶、罍罐、骨簪、陶盆断代清楚,已入馆藏,不再重复。现在只差第三方面。如能找到明确的标识图解,就可以三箭所指,相互衬映,板上钉钉。 翻阅由涿州刘桂郁先生编撰、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涿州历史名人辞典》,有涿州战国时期公元前350年至公元2012年地图23张,发现其中“东汉涿郡区域图”(附后)涿郡之东南标有“督亢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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